“天安舰事件”后东亚战略形势

与中国选择[1]

张文木

内容摘要：

“天安舰事件”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提速的重要信号，美国保守派推动的美、韩、日在黄海及周边海域的军事演习意在向中国摊牌并对奥巴马“新尼克松义”政策施压，这对目前基于远东雅尔塔法权体制的美国国家利益是灾难性的。中国应当在不破坏雅尔塔体制的前提下与美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但不寻求“零和”式的冲突，化挑战为机遇，以强有力的姿态坚守并积极实现台海统一。从国际法权的角度说，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只是在恢复半个世纪前已在雅尔塔体制中确定了的中国主权权利，并不损害美国的雅尔塔利益。目前的形势已为中国实质性地赢得这一主权权利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契机。今天美国衰落的原因是过于庞大的战略目标拖垮了美国的国力。这样的目标已使美国对手林立并越打越多。遏制中国的重任已成了美国巨大的政治和财务包袱，美国已没有必要——当然也日益没有能力——坚守遏制中国的“第一链条”。19世纪60年代沙俄远东总督穆拉维约夫在看到美国南北统一后已不可阻挡的崛起趋势，提议沙俄迅速放弃阿拉斯加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看到中国崛起后主动交还香港。今天中国应当利用历史提供的战略机遇，争取美国为赢得与中国新世纪的战略合作主动放手台湾的可能性并为此做好最坏和最好的准备。

关键词：“天安舰事件”；东亚战略；太平洋局势；美国衰落；中国选择

中图分类号：DO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0）11－0018－43

来源：太平洋学报 2010年第11期

目录

一、“天安舰事件”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提速的重要信号

二、黄海是东亚均势格局变动的关键枢纽

三、东亚力量均势正在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倾斜

四、中国做好东亚均势转换的准备

五、结语

2010年3月26日晚9点45分，韩国海军“天安号”（Cheonan）导弹护卫舰在韩国西部海域爆炸沉没。这件本不算太大的事件却以极快的速度——这与“9•11事件”所产生效应极为相似——在国际舆论中被迅速放大并被美国赋予极大的战略意义。这引起笔者的关注并对其加以研究。

一、 “天安舰事件”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提速的重要信号

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同于自然的历史，它是一种自觉创造的历史。因此，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事件，从一定意义上讲，并不是事件本身的堆积，而是有意义事件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一些有关节点意义的事件之间的联系。

事实上，历史事件的意义都是被处于不同利益集团中的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赋予的。1937年12月12日，日本飞机炸沉停泊在长江上的美国炮艇“帕奈号”和两艘美籍油船。美国政府提出抗议，日本只是赔款道歉了事。彼时的美国之所以没有对“帕奈号”事件赋予像“天安舰事件”这般特别的意义，是因为它还没有找到对日作战的最佳时机。1941年底美国对日作战的时机日臻成熟，于是12月7日发生的“珍珠港事件”就被迅速放大并形成巨大的战争动员力。与此相类似的还有1958年8月23日，中国政府第二次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屿，击毙国民党中将以下官兵六百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当时美国虽然在中国近海有一定的攻击能力，[2]但考虑到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解放台湾的立场和中国在其近海所具备的有效的反击力量，也只是不了了之。与此相反，1964年8月发生的“北部湾事件”[3]却像今天“天安舰事件”一样被美国媒体迅速放大，美国利用这一事件使其干涉中南半岛的战争行动大规模升级。

纵观历史，利用，甚至制造事件以推动其战略行动是美国外交惯用的手法。事件的意义多是根据美国的战略需要而产生，“9•11事件”是如此，“北部湾事件”是如此，“天安舰事件”当然也不例外。那么，美国利用“天安舰事件”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要想了解这一点，就要了解苏联解体以来，美国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我们知道，历史上俄罗斯周边的东欧和南欧、中亚和东北亚地区一直被俄国人视为其传统的势力范围。“二战”中，苏联通过一系列条约谈判在战后雅尔塔体系中获得了在这些地区的主导权。在这三个地区中，东欧和南欧为苏联控制力量最强的地区，其中的波罗的海三国和巴尔干诸国又是苏联西进波罗的海和南下地中海，甚至通过控制黑海西岸的多瑙河河口控制整个欧洲的关键地区。因此，只有将这两个地区从苏联手中剥夺出来，才能让西方人感到安全。苏联解体后，西方立即着手实现这些目标。1998年1月，波罗的海三国与美国签署了伙伴关系宪章，为加入北约做了一般性准备。 1999年，西方从中间突破，接纳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4]同年，北约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将从北方波罗的海三国到南方巴尔干的主导权，整体性地从苏联人手中转移到欧洲人手中。而引发这场战争的“有意义”的事件，就是南斯拉夫塞族和阿族的冲突事件以及北约利用此事件发动的“科索沃战争”。[5]

在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不久即1999年4月6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说：21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所谓“跨地域使命”，就是北约将由西向东以武力渐进夺取俄罗斯人在“二战”中获得并为雅尔塔体制确认的地缘政治利益。4月23～24日，北约19个成员国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北大西洋联盟战略概念》，该文件“改变了北约组织的性质，扩大了北约活动的地缘政治范围，由区域性防御组织转向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危机干预’”。[6]

搞定西线后，美国便马不停蹄地乘胜来到中亚，以反恐之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而引发这两场战争的“有意义”的事件，就是被美国赋予极大“意义”的“9•11事件”。这两仗一打就是十年，尽管美国军事上控制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但其战果却难以巩固，中亚形势越反越“恐”，美国的欧洲盟友将美国推入险境后又纷纷撤军，美国被拖在中亚，孤掌难鸣，欲罢不能。美国帮着欧洲实现恢复东欧的目标后，欧洲却没有帮助美国实现剥夺俄罗斯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目标。

2010年3月26日，“天安舰事件”发生，5月18日，韩国总统李明博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奥巴马表示：“美国完全信赖并支持韩国政府。” 5月19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就韩国“天安舰事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导致46名韩国水兵丧生的“侵略行径”[7]。几乎整个西方阵营随即被动员起来并以罕见的规模厉声谴责朝鲜。[8]值得注意的是，与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的态度不同，这次俄罗斯和中国立场一致与西方拉开距离，并未对朝鲜进行“谴责”。7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对韩国政府、人民、该事件遇难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声明谴责导致“天安舰”沉没的攻击，但没有将责任推向朝鲜方面。

随即而来的是，美国借势直逼中国北大门，直接与韩国于7月24日清晨在韩国东部海域（日本海）举行为期4天的联合军事演习，韩美参加演习的兵力为8 000多人，并计划每月都举行一次联合军演直至年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美韩北面海上军演高潮迭起之际，8月8日参加美韩军演的美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抵达越南岘港附近的南海海域，参加美越史上联合举行的海军演习。[9]

黄海，是中国海权最核心的地带，是中国海权神经最敏感的部位。触动黄海就触动了中国人民那痛苦的近代记忆；不仅如此，进入黄海，也就接近了中国内陆的政治心脏。历史上决意在黄海动手的国家，都是随即与中国摊牌的国家。1894年的日本是如此，1950年杜鲁门治下的美国是如此，那么，2010年奥巴马治下的美国也不可能是例外。

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亚洲军事“屡战屡败”的特点正好相反，21世纪初美国在亚洲的军事特点则是“屡败屡战”。就在美国在中亚被拖得疲于奔命之际，2010年1月又提出“重返亚洲”的外交目标，其战略重心继续东移。而拉动这一战略转向的“由头”就是“天安舰事件”。

鉴于中国崛起，特别是近些年中国海军的崛起，身陷中亚的美国已意识到遏制中国的紧迫性。2006年，美国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认为，“在主要的新兴强权国家中，中国是最有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竞争的国家，中国也是最可能发展出破坏性军事技术来挫败美国传统军事优势的国家。”中国海军力量的崛起刺激了美国海洋战略武器，尤其是核潜艇的部署向亚太转移。报告指示：要将长期部署在太平洋的攻击核潜艇比例提高到60％。据报，美军目前共有53艘现役攻击核潜艇，几年来，已经有7艘攻击核潜艇转移到太平洋，使部署在亚太地区的美国海军攻击核潜艇数量达到31艘，占总数的58％。美军还计划将5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从大西洋调往太平洋；部署完成后，该级潜艇在亚太的数量将达到9艘。“俄亥俄”级核潜艇是目前美军唯一的战略核潜艇，共14艘，其中，部分已改装战斧巡航导弹的“俄亥俄”级核潜艇，还可承担战役战术攻击任务。随着美军紧锣密鼓地继续进行全球潜艇调动，在亚太实现60％的部署目标指日可待。[10]2010年7月8日美国《时代》杂志网站发表文章称，美国多艘“俄亥俄”级潜艇突然出现在中国周边地区标志着其军事战略重心向太平洋转移，美军方还希望借此向中国等亚洲国家传递一个信号，即美国作为该地区平衡力量的地位不会减弱而是不断加强。[11]与海军东移相配合，美国也逐渐撤出驻扎在中亚的陆军。2010年8月31日，美军宣布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结束。驻伊的1.5万人作战部队已于月内撤离，剩下的5万名美军在伊拉克的工作重心将转向“民事领域”。[12]

美国战略重心继续东移是奥巴马政府的既定政策，但从2010年起这个进程在美国外交的日程表上已被大大提速。2009年7月，在泰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透露出美国要“重返亚洲”的信息。[13]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夏威夷檀香山市杰斐逊纪念厅发表题为《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的演讲，向世界正式表达了美国外交“重返亚洲”的转向，她说：

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前提：美国的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而这个地区的前途有赖于美国。美国十分愿意继续发挥其传统上的经济与战略领导作用，而亚洲也十分愿意美国继续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伙伴并发挥有助于稳定的军事影响力。

从经济上来说，我们已经密不可分。美国公司每年向亚太国家输出价值3200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创造千百万份待遇优厚的工作。我国数十万军人为亚太地区提供安全，这项任务我国军队已承担了几代人的时间。正如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指出，美国在亚洲不是一个来去匆匆的大国，而是一个长驻大国。

毫无疑问——如果本届政府开始执政时有怀疑的话——美国已经重返亚洲。但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仅重返，而且会留下来。[14]

“重返亚洲”，这次美国似乎不仅是说说而已，与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要遏制目标不同，这次，美国“重返亚洲”要遏制的对手已不主要是俄国而是中国。

美国不来则已，一来就直奔黄海，黄海如前所述是中国海权的“脸面”，同时它更是中国海权的“命门”。看来， “狼”这一次——尽管它已在中东人民战争中被打得伤痕累累和精疲力竭——真的要来了。

二、黄海是东亚均势格局变动的关键枢纽

如果美国不是来到黄海，或根本没有打算进入黄海，那我们还很难做出“狼来了”的判断。现在美国已经在韩国西部海域即黄海开展一系列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如果结合希拉里·克林顿“重返亚洲”的外交表态，我们就不能不说，这次由“天安舰事件”拉动的战略东移行动，其前锋意向就是中国。

黄海在历史上历来是中国国防的“命门”，当然也是中国近代海权的“软肋”。理论上说，中国海权应覆盖整个中国的海上利益，但目前中国的海权与其制海权并不匹配，中国制海权被限制在美国拉起的意在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它包含北起阿留申群岛，中接日本列岛、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终结于扼马六甲东南端口的新加坡的链型岛屿连结的海区。在这个岛屿链条以西，中国在南海、东海和黄海面临着巨大的海上安全压力。在这三者中，东海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它西濒沪宁杭经济区，东有大隅和琉球诸水道与太平洋相通，北与黄海相连、南与南海呼应，扼太平洋西部边缘海南北航路要冲，是东北亚与东南亚海上联系的纽带，也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因而是极具战略价值的海域。台湾位于东海前锋，是“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具有极特殊的战略地位。台海统一将使中国能够有效地贯通从黄海到南海的海权资源，依托大陆，在太平洋西岸形成强大的海上制海能力。由于目前台海两岸政治分离的现实，中国海权以台湾为分界被拦腰分割为南北两段，不能形成有效的海上合力。这使中国实现台海统一成了中国打破其全部海上安全压力的关键环节。

现实地说，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主要矛盾来自美国，正是由于美国的干涉才有了今天台海分离的事实；但历史地说，台湾问题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来自日本。美国干涉台海是出于冷战的需要，从法权关系上讲，美国还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82年8月17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是这样表述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发表的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回归中国是体现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雅尔塔体制确定的，这个体制建立的基础是对德日法西斯的镇压，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德日法西斯死灰复燃。在这个方向上，中国与美国利益是一致的。美国在法权上并不反对台湾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属于冷战层面的矛盾，其目的是遏制中国。在这个目标下美国与日本、韩国等结盟并构成亚太的冷战体系。在冷战体系中，美国对华关系的宗旨是遏制中国，而在雅尔塔体系中，美国的目标又是限制日本。这两个层次的目标决定了美国不希望台海统一，也不希望台海主权分裂，而只希望台海两岸保持不统不独的局面并由此遏制中国制海权向西太平洋拓展。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则与美国根本不同。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1972年９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关于中国和日本主权范围的确认，这份文件第二、第三、第五条是这样表述的：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在第二条中，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在第三条中，日本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而日本方面有意义的承诺是“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约定：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5]

关于台湾，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是这样规定的：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6]

1978年８月12日和1998年11月26日中日双方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中日联合宣言》。在这两份文件以及后来所有重要的双边文件中，关于台湾问题，日本都只是不断重申1972年文件中的立场。

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日本“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说辞可以表达日本放弃在台湾权利的含义，但现在日本建交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不再是《开罗宣言》中所说的“中华民国”，并且日方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这时日本再以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搪塞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显然就不合逻辑了。尽管大平正芳代表日本政府曾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17]，但日本方面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还是刻意规避了台湾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只是“理解和尊重”但并没有承认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尽管与台湾当局实行了“断交”，但并不能由此推导出日本在法律上承认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由此必然产生的逻辑是，日本方面“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包括台湾的，日本与中国建交的主权关系只限于中国大陆，日本方面废除在1952年4月28日签署的《日台条约》，不与台湾发生正式的官方关系并不是基于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而是基于“理解和尊重”中国立场的表态。关于此，当时与大平正芳共同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的中国外长黄华在其回忆录中认为：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充分理解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是“以间接的方式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笔者认为，日本方面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既没有直接承认，更没有“间接承认”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只是承认了《开罗宣言》确定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立场。这实际是“两个中国”的隐喻式表述。若一定要从积极意义上看，日方的这个表述只是明确承认了台湾不属于日本，日本放弃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对台湾的所有权利。但对于当时已为战败国的日本而言，这是一个没有意义但是必须有的法律表态。[18]

值得注意的是，当历史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府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已经日益不再满足于“理解和尊重”的隐喻式表述，而是转向日益鲜明的“重申”式表述，意在提醒人们在1972年文件中“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所表达的特别含意，即1.日本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2.日本“坚持和遵循”《开罗宣言》中关于“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规定。2010年7月26日，即将赴任的日本新任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在东京记者会上更是一改往日含混口吻，直白表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领土的一部分”的主张，日本的立场只是“理解并予尊重”，并未直接承认，今后日本对此问题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27日晚间，日本驻华使馆的一位新闻官向环球网记者郑重表示：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切态度都以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此一立场从未改变过。[19]

日本不承认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意味着日本对台湾仍有企图。如果从法权的视角看问题，日本对台湾的索求本质上包含着颠覆雅尔塔法权体系的企图，而颠覆雅尔塔体系就几乎颠覆了“二战”后美国所获得的所有太平洋的利益。这样，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觊觎之心不仅与中国的核心利益有着强烈的冲突，而且也不符合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由此分析，在雅尔塔法权体系中，美国和中国的利益接近；而在冷战体系中，美国和日本的利益相近。苏联解体后，欧洲国际法权体系已做了有利于欧洲的重大调整，原有的雅尔塔体系基本解体，而在远东则大体维持的雅尔塔法权体系。在雅尔塔体制问题上，日本与美国的目标几乎是南辕北辙。台湾主权归属中国是远东雅尔塔体制的基石之一，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尚未突破雅尔塔体制，而日本则要颠覆这个体系。

这样看来，目前的日美同盟关系本身就蕴藏着深刻的矛盾，这一矛盾又规定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而日本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说台湾是中国“三海”即黄海、东海、南海之间的关键环节，那由此推出的结论就是，日本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障碍，而切断日本南取台湾的关键海域即黄海便成了中国国防海上安全的“命门”所在。这是从制海权角度考虑。如果从制陆权角度考虑，黄海不仅毗邻中国经济发达的江苏和山东两省，同时也是京、津等重要城市的海上门户。在此区域发生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对中国政治安全有着全局性的严重威胁。黄海动则中国动，而中国动则东亚动。因此，近代以来的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看得明白，他说：

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20]

近代远东战略力量格局的变化，是由俄国和英国军事力量深入到远东开始的。19世纪中叶英国和俄国从南北两向向中国压来，而只有当它们来到或接近黄海时，才对中国政治造成全局性的震动。1895年，日本在黄海打败中国，中国元气大伤，急速衰落。此后，远东政治的主导力量便从中国移向日本。从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的胜利直至1945年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日本基本掌控了远东地区主导地位。日本战败后，美国于1950年又来到黄海并介入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联合打赢了这场战争，此后，远东政治的主导力量便逐渐移向中国。1953年迄今，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持续增长，与此相应，美国也急匆匆将其战略力量向亚太转移。沿着20世纪50年代初的路径，拉上韩国再次扬威于黄海。尽管这是演习，但地点选在黄海，这让人嗅到了硝烟味。

三、东亚力量均势正在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倾斜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黑格尔的话和马克思的补充放到“天安舰事件”后美国在黄海的表现比较合适。1999年克林顿总统开打科索沃战争，取得了不俗的战绩；今天的克林顿国务卿来到黄海耀武扬威，必以笑剧收场。

（一）美国政治形势已进入总体衰落期

总体说来，“9•11”之后美国的政治形势已进入衰落期。其表现如下：

第一，美国控制世界资源能力下降。强大的融资能力是今天美国维持其霸权的基础，而支撑其庞大的美元体系的实物基础并不是美国的实业生产而是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控制。美国是靠军事控制世界资源的，只要军事强有力，它就能保证世界资源采购多以美元结算，这样美元就能支撑美国金融，美国就不会垮。当代美国霸权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军事控制世界资源，世界资源支撑美元，美元支撑美国金融，美国依靠强大的金融吸吮世界财富。只要美国的军事仍能保持着持续胜利的态势，国际上对美国的信心指数就会上扬。世界货币除了支撑它的实物经济外，更多的还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并不主要靠实物支撑，而是靠虚拟的信心支撑。信心指数并不主要是对现实的肯定，而是对未来的肯定。一国的融资能力取决于投资者对投资对象国的信心。美国支撑经济的，一方面是高科技等知识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军事力量，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保证世界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打赢了，世界对美国的信心指数及随之而来的金融投资瞬间就上去了。近年来，伊拉克战争严重受挫导致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控制能力大幅下降；随之而来的撤军，将使美国脱离世界石油中心并由此失去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的潜规则的主导权，这将挫伤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心。这是问题的关键。金融是资源的倒影，国家控制稀缺资源的能力决定了金融投资者的信心。对目前的美国经济而言，信心确实比黄金更重要。这里说的“信心”，不完全是美国人的自信，还有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的信心。然而，目前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已失去信心。

第二，美国国内经济泡沫破灭，其国际竞争力严重衰退。实体经济是国家的基础，而实体利润为金融利润所取代则是国家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也是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据何秉孟先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一文提供的数据，美国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1990年仅为24%，2007年进一步下降至18%；制造业投资额2006年仅相当于GDP的2.1%。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部门所获得的利润还仅仅是非金融部门所获利润的1／5，到了20世纪末，这一比例就上升到了70%左右。整个美国金融行业在2004年所“创造”的利润约为3 000亿美元左右，占全部国内企业利润的40%左右；而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不到2%。进入21世纪后，金融资产侵蚀美国实体经济，并使其受到重创。首先是IT产业泡沫破灭，“9•11事件”后，飞机制造业遭到打击。2007年，美国房地产因金融泡沫破灭受到打击。在随后的金融危机中，汽车行业又遭重创，克莱斯通、通用、福特三大汽车巨头因汽车销量骤降，经营出现巨额亏损。2007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财富（房产、银行存款、股票等）为64.4万亿，至2008年底剩下51.5万亿美元，一年多缩水20%，仅2008年第四季度即缩水9%。到目前为止，美国的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还在延续，金融企业大都亏损、缩水。[21]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结果导致美国国家经营债务化。美国家庭债务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自1993年开始逐年增加。1993年为10.9，到2007年上升为14.2%。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债务的绝对数额也越来越大：2003～2007年，居民的负债总额为132 079、147 326、164 264、182 848、197 917亿美元，5年债务的绝对数上升到49.8%，其年均增速分别为11.6%%、11.1%、11%、10.2%和6.2%。[22]

近几年美国经济负债经营已呈恶性状态，对外负债大幅增加，2003～2008年间，美国对外负债从6 946 289百万美元增长到13 641 807百万美元，5年间负债总额增长到96.4%。对外负债占GDP的比重，在2003年仅为63.4%，到2007年却上升到了 97.2%。[23]2002～2007年间，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增加18 245亿美元，年均增速为7.2%。到2007年底，联邦政府的负债总额达到51 223亿美元，约为当年财政收入的2倍。同期，州与地方政府的负债增加了868亿美元，年均增速为9.1%。[24]

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小布什政府推出8500亿美元救市计划，至此国会将国债上限提高至11.3万亿美元。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又推出7870亿美元国债救市计划，国会为此将国债上限提高到12.1万亿美元。2009年8月7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再一次向国会申请突破12.1万亿美元的国债上限。美国国债率已高达100%，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债务率60%的上限。如果再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会保障欠账等内债加在一起，2009年美国的债务余额已高达55万亿美元；再把诸如两房债券之类的抵押债券、美国各大财团所发行的说不清是公司还是政府的债务等共计20万亿美国统计进来，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高达75万亿美元。而按2007年的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美国的全部资产总市值约76万亿美元。近两年由于部分资产大幅缩水，美国资产总市值已远在国家债务总额75万亿美元之下。这就是说，“美国已经资不抵债”。[25]中国学者于2009年底得到的这些结论在一年后又得到美国学者的佐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月份发布的关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年度综述采用温和措辞，即监管者对美国当局承诺稳定财政的行为表示欢迎，但其需要做出高于预算的巨大调整才可稳定公共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GDP）的比率。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科特李科夫（Laurence J. Kotlikoff）2010年8月发布研究报告称，“深入研究该报告后，你将会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实上已经宣布美国破产了。”[26]

财政恶化导致美国人民生活状况恶化。2006年美国的家庭数7 850万，以当年不变价格计算，中位数收入为58 407美元，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数为770万，占整个家庭数的9.8%，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36 500 000，占整个人口数的12.3%。[27]2010年9月16日，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由2008年的3980万，占人口总数的13.2%，上升到2009年占人口的14.3%。也就是说，2009年有4 36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个数字比2008年增加了近400万。这一数字意味着，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属于贫困人口。这也成为51年来美国贫困人口总数的最高纪录。[28]

2010年9月份美国政府裁员的速度超过了私营企业疲弱的招聘增幅，使美国9月份新增失业人数将近10万，失业率维持在9.6%。这是失业率连续第14个月超过9.5%，也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长的一段时间。尽管白宫和国会的经济专家均预测美国就业情况将有所改善，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在内的一个经济学家小组却表示美国还有好几年的痛苦期，2014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失业率仍将居高不下。克鲁格曼甚至说：“我们比日本还糟。”[29]

经济恶化导致美国国家竞争力严重下降。2010年9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向全美民众宣布美军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结束的电视讲话中披露：“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并没有巩固我们的经济。我们在战争上的花费超过了万亿美元，这些资金很多都是从外国借来的。” 奥巴马坦言，战争使美国的竞争力受到削弱，“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正面临严峻挑战”[30]。

第三，地缘政治方面，美国的优势正在丧失。美国能够在“二战”以后取代欧洲成为世界霸主的主要原因，是在亚洲尚未崛起之际，美国联手苏联有意识地压缩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二战后期，美国跟苏联用“暗盟”的方式在东欧合伙拉出一道“铁幕”。当时美国与苏联有许多矛盾，但在打倒欧洲问题上两家的目标则是高度一致。且不说在事关战后地缘政治布局的第二战场的开辟地点问题上斯大林与罗斯福的想法如何一致，就是直到1956年东欧爆发“波匈事件”时，美国只是空喊并不对苏联动真，相反却在同时发生的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事件上，联手苏联利用联合国将英法逐出了中东。这是因为美国与苏联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上有默契。对美国而言，只有让苏联占领东欧，欧洲才是小欧洲；小欧洲，才能听美国的话。反之，东欧一旦回到西欧，大欧洲就会出现，这样欧洲的翅膀就会硬起来，就会反对美国。‘二战’之前的地缘政治特点就是这样，那时是欧洲压迫美国，“二战”之后美国翻身有赖于美国联合苏联对欧洲版图做了大“手术”，即将东欧让给了苏联并由此大大压缩了西欧的地缘政治空间。丘吉尔说的“铁幕”实际上是美国与苏联合伙拉起的，目的是为了挤压欧洲空间。对此丘吉尔恨得咬牙，罗斯福和斯大林去世后，他一纸《铁幕演说》便把美国忽悠到朝鲜战场，险些将美国唱衰。

事实上，丘吉尔之后的欧洲人并没有停止用“狐狸赞美乌鸦”的方式削弱美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在朝鲜战场流血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制裁之际，英国却拉着英联邦国家率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1世纪始，英国首相布莱尔忽悠着美国冲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企图再次将美国拖垮。2010年10月12日，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承认，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犯了若干错误，她在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中，却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决议缄默不言。[31]与此相反，布莱尔在当年9月份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32]。这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感到欣慰，让罗斯福、马歇尔感到痛心。与布莱尔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2010年12月13日，就任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不到一年的霍尔布鲁克[33]于因病不治逝世，临死前他对医生说了最后一句话却是“你们要停止阿富汗战争”[34]。

半个世纪以来欧洲已经不动声色地收复了二战后失去的半壁江山。试看今日地图，今天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已恢复到“二战”前的大欧洲的水平，整个东欧已融入欧洲。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欧洲力量的增强和扩大。美国撤离中亚以后，欧洲向美国叫板的声音还会更响。在亚洲崛起的今天，美国的东翼即大西洋东岸也开始有了危险。今天的历史又有了“四海翻腾云水怒”[35]的回响。

第四，目前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在严重下降。苏联解体后，美国全力回收俄国在雅尔塔体系中的战略利益，用兵于巴尔干后马不停蹄地挥师中东，而中东不仅是世界资源集中的地区，也是世界霸权国家力量伸展的极限所在。历史表明，在战略力量极限处发动攻势，尤其是发动连续攻势，是国家崩溃的开始。老布什在中东是有限进攻，小布什则是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2008年在伊拉克动荡不止的情况下，他恨不得还要打伊朗；果如此，美国国力这个“皮筋”早就拉断了。

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衰落的表现是美元兑换与黄金脱钩，那么，21世纪初美国衰落将从美元与资源，尤其是中东资源的脱离开始。对今日的美国而言，失去中东，也就失去了支持世界霸权的金融基础。20世纪末苏联在失去阿富汗后便失去了世界霸权，21世纪的美国也将从伊拉克失去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权。老布什帮欧洲打倒了苏联，克林顿和小布什帮着西欧东扩拿到了东欧，基本恢复了欧洲在雅尔塔体制前的地缘政治版图，接下来必然是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现在希拉里·克林顿又来到亚洲，莫非还要再帮日本恢复雅尔塔体制前的地缘政治利益？

我们不能说希拉里·克林顿有这个意图，但客观上却有这个可能。这是因为目前美国高层的战略决策似乎乱了阵脚。今天美国的经济政治形势与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时期相似，甚至更糟，但其战略操作水平却与尼克松时期判若泥云。尼克松时期的美国急于从越南战场脱身以应对勃列日涅夫苏联的咄咄攻势。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放下身段在关岛发表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亚太政策讲话，告诉亚洲盟国：

我认为地区自尊对亚洲的未来将要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事情。在我们所访问的第一个国家里，亚洲人都会说，他们不希望接受外部的发号施令。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起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而不应当发号施令。

我认为，在我们同所有亚洲友邦的关系方面，现在应当十分强调以下两点：第一，我们将恪守我们的条约义务，例如我们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对泰国的条约义务；但是，第二，在国内安全问题上，在军事防务问题上，除非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威胁，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各国自己来处理，自己承担起解决的责任。[36]

这篇讲话的要义是卸下美国承担不起的过重的包袱，用传统的“均势”制衡的方式实现美国的亚洲目标。面对同样的从伊拉克撤军的任务和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2010年伊始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则雄赳赳地来到亚洲，告诉亚洲盟国，美国要背起昔日尼克松已卸下而今天美国人又背不起的包袱，她不等亚洲国家认可便自封为老大：

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前提：美国的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而这个地区的前途有赖于美国。美国十分愿意继续发挥其传统上的经济与战略领导作用，而亚洲也十分愿意美国继续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伙伴并发挥有助于稳定的军事影响力。[37]

已是满身创伤，其口气却还如此逼人。麦金莱总统临终前告诫其后继者：“话说得客气些，手里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办得多。”[38]显然，今天的美国战略层已失去了昔日的耐心。而没有耐心支撑的雄心，往往是底气不足的表现。当前美国政治家处处显示出富家弟子战略学研究中那只有“地缘”而无“政治”的致命短处。他们来到黄海的行为很有点1903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来到黄海时那随性的做派。1903年10月28日，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对已表示“我不愿发生战争”的尼古拉二世说：“陛下，不坚决打击是不能挥着拳头的。”[39]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时任大臣委员会主席的维特事后评论说：“皇上不想打仗，但他的做法却使战争无法避免。”[40]现在美国人也来到黄海，与当年沙皇不同的是，美国是在国内经济一片低迷，在国际上被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来到黄海的，美国人显然不愿打仗，但却挥起了拳头，这样的做法有失尼克松式的智慧，给人一种“困兽犹斗”的印象。

尼克松的战略目标是在亚洲尽量减少对手，以集中力量实现美国的核心利益；反观今天美国战略家们是在不断增加对手的情况下推进美国的利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小布什在任期间却将战争打成战争的继续，对手越打越多。小布什曾破天荒地将包括中国、俄国在内的七个国家列为“邪恶轴心”，似乎要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果“反恐战争”从阿富汗开始，到伊拉克就打不动了。现在希拉里·克林顿又高调来到东亚，以当年赖斯女士的咄咄气势挥师直逼黄海这一曾数次造成亚洲政治翻转的“枢纽”海域。赖斯时期，美国在中亚已打得对手林立——在这点上希拉里·克林顿比她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赖斯“动真格”风格不同的是，希拉里·克林顿战事未开就已惹得东北亚天怒人怨：俄国[41]和中国的海军均在自己的领海举行了大规模的海上反制性军事演习；美韩在黄海的军演也刺激了在2009年曾向美国示好的朝鲜，朝鲜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对美国提出抗议，这使美国在相当的时期内失去了通过拉拢朝鲜复制尼克松1972年策略的历史性的时机。

如果说中、俄、朝三国的强烈反弹尚在情理之中的话，那么，这次美韩海上军演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日本的不满。2005年10月，日本冲绳县那霸市曾举行反对冲绳美军整编的“县民誓师大会”，抗议美军将靠近冲绳的普天间机场转移至美军位于冲绳县名护市的施瓦布兵营，要求美军撤出日本。[42]2009年8月30日，鸠山由纪夫带领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终结了自民党长期的执政地位。鸠山由纪夫强调日本军事自卫的权利，同时批判日本现行外交政策过于依附美国等西方盟国，主张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2010年5月22日，日美政府就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达成共识。5月25，日本冲绳约有10多万居民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将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迁出冲绳县或迁至国外。28日，日美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将冲绳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迁往冲绳县内的名护市边野谷。由于未能兑现将普天间迁到冲绳县外的承诺，鸠山政权面临瓦解危机并很快倒台。日本出现这了10多万人的大示威，不敢保证这后面没有日本政府默认的成分，但这的确反映了日本民众怨恨美国驻军的真实民意。

现在美国不仅在冲绳没有任何离走的意向，而且还北上直逼日本南大门，并令日本对历史问题向韩国表达“道歉”，这不仅不令韩国人满意，而且还引起了周边国家对日本侵略历史齐声讨伐。[43]更令日本懊恼的是，美国曾在2004年3月宣称“自1972年归还冲绳施政权之后，钓鱼岛就一直处于日本的施政权之下；《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明确规定，该条约适用于日本施政权之下的领域；因此，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日本政府于2009年3月确认，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正式见解是如果钓鱼岛“有事”，美国将共同应对。2010年5月27日，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还在全国知事会议上表示，如果日中两国围绕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也将根据《日美安保条约》共同应对。[44]可事隔不久，美国政府就在此问题上开始闪烁其词。2010年8月，就在将日本拉上美韩联合军演战车上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决定通报日本政府不再直接使用“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的提法。[45]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和中国拖网渔船发生碰撞，日本海上保安厅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逮捕中国渔船船长。就在中日两国外交冲突日渐升级的当口，美国政府于9月14日在重申“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后，却呼吁中日两国就此事展开对话，“平心静气解决问题”，以降低中日两国升级的外交纠纷。[46]这实际上是8月美国将钓鱼岛排除在《日美安保条约》“适用对象”之外表态的具体兑现。1960年，日本和美国修订了作为两国同盟关系基础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该条约第五条规定，美日任何一国如在日本管辖领土内遭到武力攻击，双方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威胁。2010年11月1日，俄国总统视察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于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关于北方领土问题，我们确实是支持日本。” 但同时又留有余地地说，美国鼓励日本和俄罗斯为就这一争端以及其他问题达成和平协议进行磋商。11月2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计划视察南千岛群岛其他岛屿，美国立即后退，克劳利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由于这些有争议岛屿目前并未在日本管辖之下，因此日美安保条约中有关共同防卫的第五条内容并不适用。[47]

显然，现在奥巴马政府极不情愿为日本背负钓鱼岛及和“北方四岛”的包袱。这使日本大有一种被出卖而又说不出的苦衷。1942年日本人经验过美国人在日本军事攻势面前是如何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曾信誓旦旦要保卫的菲律宾的，1954年日本人也看到就在蒋介石与美国刚刚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不久就被美国出卖的全过程，因而他们也自然明白今天美国对其在钓鱼岛的“承诺”有少多少诚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德国的经济高额剥削和得理不饶人的野蛮掠夺，曾在德国人民心中埋下了仇恨西方的种子。斯大林正确地预见到“如果认为日益向前发展的德国会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指望出现奇迹”[48]；若将斯大林这句话用在今天日美关系上，也是合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对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过度压榨导致德国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强力反弹，那么，今天的日本人将会怎样思考自己的明天呢？

美国智库的战略学者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日本民主党代表选举结果揭晓后，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于2010年9月14日在华盛顿举行专家讨论会。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科林纳提到美国政府对日本开始使用亚洲同盟国中级别低于韩国的措辞，他曾听有关官员称“这并非发言撰稿人弄错了，而是有意为之”。对此他提醒菅直人政府“应该对（美国）忽视日本的做法加以注意”。科林纳预测“日本经济低迷、政治混乱、对美关系紧张的状态将持续下去”，并表示“如果小泽当选党代表情况会更糟糕”。前国防部日本事务主管、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奥尔质疑日本民主党是否有国家安全政策。他还阐述了自己的一贯主张，称只要日本政府的宪法解释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在安全政策方面就不会有大的进展”[49]。显然，美国人对日本崛起一直保持着警觉并留有预案。

总之，美韩联合在黄海及其附近海域演习使美国战事未开就已是对手林立，对美国最为致命的是其中两个美国无法战胜的对手即中国和俄国间的战略合作快速推进。2010年8月底金正日访问中国，美国媒体迅速意识到中朝两国似乎“已经重温了双方的共产主义兄弟誓言”[50]。9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表示，并肩携手，开拓进取，努力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51]2010年11月2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52]如果这样的势头再在中俄两国之间进一步推进，那才是美国国运噩耗的开始——这与1972年中美结盟敲响苏联国运的丧钟是同一道理。如果美国的政治家们稍有点历史知识的话，都不会不知道黄海历来是刺激大国结盟的地方：1894年日本搅动黄海导致中俄第一次结盟，这次结盟迫使日本退出辽东半岛；1950年美国来到黄海启动朝鲜战争导致中俄第二次结盟。这次结盟迫使美国退回“三八线”以南。值得玩味的是，就在金正日访问中国即将结束的8月29日，俄罗斯总理普京亲自参加为中俄石油管道俄境内段29号开通仪式并亲自转动起圆形的注油阀门。[53]普京说：中俄石油管道的开通“不是简单地向中国提供能源”，也是加强中俄能源合作的一部分。[54]在美国于黄海军演的当口，普京此举意味深长。[55]2010年11月16日，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起草了一份关于向中国供应新的一批RD-93航空发动机的合同。RD-93型发动机是用于米格-29战机的RD-33涡扇发动机的改进型，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克里莫夫公司研发，莫斯科切尔内舍夫机械制造厂制造。该公司副总经理亚历山大•米赫耶夫在珠海航展开幕式结束后说：“我们正在与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就供应100台RD-93发动机的选择权进行磋商。”他表示，根据早前签署的合同，中方有选择权再购买500台这种发动机。这份合同规定可以将购买的发动机发给中国军方，也可以提供给第三国家的市场。米赫耶夫说：“我们希望签署供应发动机的这份新合同。我们已经向中方提供了超过80台AL-31FN发动机，中方希望增加供应量。”这使人的记忆仿佛回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苏蜜月时期。

如果比较一下美国自奥巴马就职以来的外交政策，我们会发现2010年始美国外交出现转向，即从2008年底奥巴马就职以来带有尼克松主义色彩的收缩外交向带有咄咄攻势的奥尔布莱特色彩的外交回归——奥尔布莱特时期的外交本身就带有两个“克林顿”即时任总统的威廉·克林顿和他的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子。奥尔布莱特在科索沃的军事胜利更使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外交攻势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可以说，小布什时期赖斯国务卿的攻势的强劲外交政策是奥尔布莱特强势外交的继续。

小布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利使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放弃小布什时期的军事加单边的强势外交，转入新尼克松主义轨道。2009年6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大学向全世界穆斯林发表演讲，呼吁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实现和解，共同推动双方关系进入新局面。这是1969年尼克松针对亚洲困境的“关岛讲话”在中东的运用。6月18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说，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已经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56]2010年5月27日，奥巴马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放弃了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说法和“先发制人”的战略，认为世界充满了多种威胁；报告将美国的合作对象从传统盟友扩展到中国、印度等正在崛起的大国。该报告说，美国将和中国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进行合作。[57]与尼克松上台的作法相同，奥巴马上台后着手加快推进从伊拉克撤军的计划。8月31日，美国完成了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的计划。细观一年多奥巴马的外交讲话可以从中看出尼克松式的大幅收缩的色彩。

但从2010年起，美国外交风云突起，希拉里·克林顿于1月发表“重返亚洲”讲话，7月下旬在河内表达了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意愿，随后便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及美韩在黄海及其附近海域进行的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与此相呼应，美国国内舆论开始给奥巴马“上眼药”，就奥巴马“身份”提出疑问：奥巴马推进美军撤出伊拉克的计划，使美国国内“相信奥巴马是秘密穆斯林的美国人创下记录”，据报有1/5的美国人“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28日，美国华盛顿出现有拥有众多支持者的右翼“茶党”参与的大规模集会，从右的方面对奥巴马施压。[58]这迫使奥巴马于8月29日休假回来后还专门为此“辟谣”。[59]９月2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纽约会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中美关系已超出两国范畴，在世界有重大影响。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虽然中美之间存在矛盾和分歧，但通过对话与合作，可以很好地加以解决，使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奥巴马表示，他上任以来，与中国领导人开展了良好合作，美方将继续与中国加强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双方还要加强合作，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60]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军方立即与奥巴马拉开距离。希拉里当天（23日）与日本新任外相前原诚司在纽约会面，希拉里表示希望中国和日本能够迅速解决钓鱼岛撞船事件。美国国防部高层当天也异口同声地表示，美国会履行对盟国日本的防卫责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说：“我们正在非常非常谨慎地观察这个紧张情势。当然，美国对该区域的安全承诺不变，我们希望经由政治与外交努力降低目前的紧张关系，我想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须要提高警戒的迹象；但很显然，我们强烈支持我们在该区域的盟国日本。”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说：“我们将会履行我们作为盟国的义务。”[61]这些对奥巴马推行有利于美国的新尼克松主义外交路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目的是迫使奥巴马在东亚采取符合美国军火和能源财团的利益的攻势政策。[62]

迹象表明，2009年的“奥巴马主义”与以2010年初希拉里·克林顿“重返亚洲”讲话发生了分野。[63]奥巴马在向尼克松回归，而希拉里·克林顿则向她的前任奥尔布赖特回归。奥尔布赖特打击的目标是南联盟，而希拉里·克林顿打击的目标则是中国。奥巴马政策伤及的对象是美国军火和能源财团的利益，保护的是中小工商业的利益，它有利于扶持美国本不景气的民生产业；而希拉里·克林顿的咄咄逼人的强势政策则符合美国军火、能源等大财团的利益。如果这一愚蠢政策不能在近期调回，那就说明美国外交真的为军火、能源等大财团“绑架”了，[64]他们迫使美国国家利益让位于财团的利润，美国成了为这些财团而不是为全体美国人民谋利的工具。当年古罗马就是沿着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相分离的道路衰落的，当今美国大财团利益也与国家利益相分离，国家权力成了大财团赢利的机器，如果美国不能从中自拔，那美国衰落也就无可挽回了。

“夕阳无限好，已是近黄昏”[65]，今天的美国政治形势已进入总体衰落时期，而造成这种衰落的原因主要是美国自小布什之后的美国国家战略能力的持续衰落，导致美国国家战略能力衰落的原因则是美国外交已为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崛起，在冷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并因此在国家经济中已尾大不掉的美国军事和能源大财团“绑架”并与美国国家利益相背离——这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中也常表现为房地产业对政府财政和国家利益的“绑架”。这里的逻辑是：美国军火能源财团存在的前提是不断扩大的战争，不断扩大的战争得以存在的结果是不断增多的对手，对手增加的结果是同比地消耗美国国力并使美国以同比的速度衰落。愤怒出诗人，可对进入21世纪的美国而言，下表数据所反映的现实是，总统的愤怒则使军火商可以出利润：

2000～2006年美国军火商战争利润增长（美元）[66]

但是军火商的利润增长是以损害国家利益为前提的。2000年以来美国军火商的利润不与国家经济进步同步，反以美国损失为代价，是美国政治的一大奇观。这一现象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参与的重要战争的成本与2000～2006年美国军火利润增长率反映出来：

美国参与的重要战争的成本[67]

目前挽救美国的前提是增加民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样不仅会损伤军火能源财团的利益，而且还要打破“军工企业获利，财政部得以平衡收支”[68]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奥巴马“抑强扶弱”的经济政策，如无断腕的力度则难以推行。当年奴隶经济成就了罗马帝国，而奴隶主政治又迫使罗马帝国无限扩张并导致帝国衰落，今天的美国看来也逃不出古罗马帝国兴衰的窠臼。

马克思说过：“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了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时候。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胜过英国人。”[69]今天的美国已从“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异化为“以既得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其曾经有过的“工业高峰”已异化为“军火工业”的高峰。与此相应，今天的中国已替代了当年美国“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角色，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国人已胜过了美国人。正如当年英国的历史高峰已成为往事一样，今天美国的历史高峰也不久会成为只存在于好莱坞大片中的传说。

（二）东亚力量均势正在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倾斜

我们知道，冷战期间美国遏制中国的海上链条是依托夏威夷、关岛，以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菲律宾等连接而成的。1954年10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台湾“外长”叶公超说：

美国政府不想在防御安排上出现任何空隙。沿海岛屿一线从阿留申经过日本、琉球群岛、福摩萨和菲律宾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福摩萨是这条线上惟一一个没有得到毫无争议的保护的地方。美国比中国政府还不想在这条线出现任何空隙。美国正通过签订条约努力找到答案。[70]

半个世纪过后的今天，虎落平川的美国已失去当年那八面威风，环太平洋西岸的美国盟国的安全天平也日益失衡，正在发生着不利于美国的变化。

2010年5月25日，奥巴马总统签署的《2010年海军建设概念》，要求美国海军要锻造前沿存在和威慑、海上安全和海上控制、力量投送和人道主义救援等六大能力。目前的美国对此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迫使它必须放手让其盟国尤其是日本这块用于遏制中国的前沿“基石”发挥作用。

但是，美苏冷战结束后，日本这块“基石”有了一种逐渐“沉没”[71]的感觉。战后长期实行“靠美国、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茂路线”，曾使日本迅速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1973～1990年间，日本经济以4.3% 的速度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出现经济危机。1991～1995年，日本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8%，1996年虽然达到了3.5%，但1997年又跌落到0.79 %，1998年还出了自1973年以来的负增长。[72]2008年第四季度日本GDP按年率计算实际下降12.7％。这是日本近35年来经济指数最大季度降幅。日本的经济跌幅，为发达国家之冠。1994年之后，日本名义GDP从占全球17.9％的顶点逐步滑落，到2009年仅为9.1%。[73]日本试图通过长期依附美国而曲线崛起的梦想瞬间破灭。

随经济危机而来的是日本的迈向军事大国的努力受到重挫。1946年11月3日正式公布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日本宪法这条“非战”原则是雅尔塔远东体制防止日本法西斯东山再起的基石；换言之，日本要想重新武装并成为政治大国，就必然要破坏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事实上，战后日本一直在借美国之力，默默为颠覆雅尔塔和平体系扫除障碍。1993年5月小泽抛出《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主张修改日本宪法，打破战后体制的制约和政治上的限制实现向海外派兵。2000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82-1987）出版《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要求修宪，他写道：

还有关于宪法问题最大的争论点，也就是第九条的问题，第一项的规定保留着尚可，但对于第二项‘不保持陆海空和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内容，就应该进行修改了。

对持续了近六十年的战后体制进行历史性转换的时机已经来临，而且也必须进行转变。不仅自民党，所有的政党都必须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自己的立足点。这样的时期已经到来。不能修正自己观点的政党，就是所谓旧时代的政党。这就是至今为止的进展情况。还固守以前被麦克阿瑟占领后二三十年间的观念的政党，在国民中明显落伍。国民正在不断进步，所以遗留在旧体制中的东西就会被抛弃，而且我认为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强。[74]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一直为“修宪”默默努力。1991年4月，日本自民党政府不顾舆论的反对，派遣自卫队赴海湾参加多国部队的扫雷行动；1992年6月日本国会强行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法案》；1999年日本提出《周边事态法》；2001年“9•11事件”后日本政府迅速宣布了援美反恐的七项措施，并于10月在国会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这三项法案是对“专守防卫”限制的重要突破：它首次使日本实现了战时向海外派兵，它批准进行支持美军的实战演练，它使日本向海外派兵已无地理范围的限制，它进一步放宽了自卫队使用武器的标准。最后它使日本“和平宪法”图有虚名。

与此同时，日本国防投资也快速增长。2002年日本的军费与1995年相比增加了2160亿日元，达到49 395亿日元，“是世界上除美国外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75]如再考虑到日本已经拥有的潜在核打击力量，2000年“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一期计划完成后，“自卫队在实施海外作战行动时，只要对手不是欧美，就可能拥有压倒性军事力量”，“自卫队事实上已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军队’”[76]。2003年6月6日，日本国会通过“有事三法案”[77]及其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议案。2010年8月，日本防卫省防卫预算规划2011年预算总额为4.71兆日元，比2010年度的预算增加0.6%。其中属于“特殊框架”项目的4 755亿日元包含了总计1 859亿日元全额驻日美军驻留经费，为冲绳的一个高射队爱国者地对空诱导导弹（PAC3）新配备经费211亿日元的弹道导弹防卫（BMD）相关经费。[78]日本前外交官、评论家冈崎久彦近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如果中国侵犯西南诸岛，日本必须进行防卫，“今后10年至20年内，日本防卫的重点就是中国。”[79]

对东亚和平威胁最大的是日本的核潜力。20世纪60年代迄今，日本政府从未放弃过发展核武器。防卫厅曾多次就自行研制核武器可行性进行研究。目前日本事实上已拥有尽管是潜在的却是相当可观的核能力。2005年7月，英国《独立报》称，日本目前至少已经储存45公斤钚。同年9月14日的《亚洲时报》预计到2020年，日本的钚储量将高达145吨，成为世界最大的武器级钚持有者，远远超过美国核武库中100吨的数量。[80]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担任议员时曾表示：‘日本可以在一周之内制造出核武器。’”[81]随着日本军事力量的加强，日本政界滋生出强烈的发展核武器的愿望。2002年5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公然宣称：“只要坚持专守防卫，日本也可以拥有核武器。没有不准拥有核武器的理由。”2003年底，83名新当选的日本国会议员更是公开认为，如果国际形势需要，日本应当发展核武器，实施核武装。这其中就包括曾是小泉内阁中的农林水产大臣中川昭一、外务大臣麻生太郎、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以及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等政坛重量级人物。[82]2009年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7月号刊载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詹姆斯·麦尼考文章对日本的核能力作出评价，认为“日本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兴的核武器国家，它拥有能在极短时间内生产核武器的技术能力、知识和材料，只要决策者做出决定即可付诸实施”；“虽然日本奉行无核三原则，但是如果一旦决定将其能源从民用转为军用，日本确实拥有获得核武器的手段”[83]。

2007年2月1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强烈批评美国企图借助武力塑造单极世界，促使其他国家不得不寻求核武器自保。他说：

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美国，在国际关系方面逾越它的国界无节制地滥用武力，这是非常危险的，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由于无法受到国际法的庇护，其他任何国家都会感到不安。（美国的这种做法）促使小国家寻求核武器。[84]

普京的这段评论用于东北亚的核形势也是合适的。正是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不断突破其“和平宪法”的限制，向军事大国无节制的推进，造成朝鲜的不安，眼看着呼天不应的伊拉克政府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前提下被美国瞬间颠覆的结果，朝鲜只能“寻求核武器”以自保。1998年朝鲜试验发射“大浦洞”导弹及2006年、2009年朝鲜两次成功进行了核试验的结果表明，朝鲜——与印度、巴基斯坦一起——已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

我们知道，千岛群岛位于日本北海道北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日本声称对其中的“北方四岛”拥有主权，要求俄罗斯归还“北方四岛”，一直未果。为此日本与俄罗斯迄今没有签署“和平条约”。日俄之间的“战时状态”尚未解除，而日本又对南面属于中国的钓鱼列岛，继而台湾还心存觊觎。现在日本与中国东海纠纷日益增多，中国海上力量日益壮大，使日本感到南方压力增大，迫切需要向南部署其军事力量。但是，日本南向战略一旦从纸面落到实践层面，日本的政治家们就不能不考虑因“北方四岛”问题产生的与俄国长期“冷战”而受到的牵制。2010年7月俄罗斯军队曾在择捉岛举行军事演习，引起日本外务省抗议。9月27日，中俄双方发表了《中俄两国元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85]，其间指向，已令日本如坐针毡。11月1日上午，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国后岛。当日下午，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在外务省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别雷，对梅德韦杰夫赴争议岛屿视察提出了严正抗议。　别雷对前原说：“这是俄罗斯的内部事务，不属于国际政治范畴。”[86]。11月２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进一步表示，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计划视察南千岛群岛其他岛屿。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宣布将暂时召回日本驻俄大使。

在太平洋战争中已与日本签署中立条约的苏联曾在日本南洋受挫且无还手之力的时候突然废约，于1945年8月直捣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对日本最后的精锐实行致命一击。回忆这样的教训对战后的日本政治家们来说已是撕心揪肺，对今天的日本政治家也不会仅仅是不堪回首。他们不会不明白，在北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没有进入和平状态之时，若在离日本数千里远的南方诸岛惹出战事，这对日本而言无异于新的国难。

但是，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朝鲜核力量的崛起引起日本朝野的极大的恐慌，因为朝鲜新生的核力量打破了正在向日本倾斜的东北亚战略力量间的均势。与巴基斯坦的核力量对等抵消了印度核力量对周边国家的威慑的道理一样，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使日本迅速增长的包括潜在核力量在内的军事威慑力顿感苍白。如果再考虑到朝鲜特殊的国情及与周边大国的传统战略关系，这种地区力量均势的天平还将继续向有利于大陆国家而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倾斜。

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从西北面使本已受北方牵制之苦的日本安全形势雪上加霜。它对日本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已经拥有核威慑力的日本军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使朝鲜成为日本防务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方面，这对日本实施南下战略在俄罗斯因素之外又增加了朝鲜这个更为不确定但更具威慑力的因素。确切地说，具有不确定性的朝鲜核力量对日本南下战略形成了比俄罗斯因素更为有力的牵制。在中国海军力量日益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政坛对其安全环境的塑造已失去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种自信，以致“台独”大佬李登辉对此亦有“恨铁不成钢”的无奈。[87]

话又说回来，即使没有上述不利于日本的地缘政治因素出现，日本人也清楚，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9世纪末的中国。目前中国拥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已使日本的军事技术优势大打折扣，而技术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其优势。正如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军队的重装备只有在东南平原才能发挥优势，而在西南山区反成军队作战的拖累的道理一样，今天领先于中国的日本海军技术只有在远海的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今天的黄海和东海——与19世纪90年代的甲午海战时相比——对拥有中远程导弹精确打击技术的中国大陆而言，已属伸手可触的海域。相对于中国大陆这个永不沉没的超级大“航母”而言，任何进入它东面近海的他国航母都无异于儿童戏水轻舟，更不必说对中国大陆根本形不成威慑力，更不必说对中国具有威慑力的日本潜在核能力又因朝鲜的核崛起已大幅缩水。

同样，今天的东亚也不是20世纪初的东亚，那时的日本尚可在此呼风唤雨，可现在的日本——与德国不同——因其对“二战”侵略罪行的无悔态度迄今仍未获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感情的接纳，这使得日本战后投降迄今与东亚国家不能建立信任遑论盟友的关系。2010年4月和7月，中国海军在东海至宫古岛东南公海海域组织正常训练，[88]此举令日本感到震惊并表示抗议。[89]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过度反应并没有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任何呼应。这只能说明日本在亚洲没有盟友遑论盟国。日本人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2010年8月10日，日本首相菅直人为了拉住韩国人，在东京“对殖民时期给韩国人造成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90]。不料此举却遭到韩国民众更为强烈的不满，10月5日，韩国政府发布《马绍尔群岛朝鲜人抵抗事件和日军镇压真相调查报告》，披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日本军队强征至南太平洋的朝鲜人劳工因日军欺骗他们吃人肉而反抗，惨遭集体屠杀。[91]11月3日，韩国《朝鲜日报》称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视察南千岛群岛，是“日本帝国主义遭到的报应”[92]。

在东南亚，日本所谓的“道歉”也没有得到正面的反馈。这说明日本与韩国的“盟友”关系只是美国强力撮合的关系，如果再考虑到日本与持不妥协立场的韩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岛屿（比如独岛）之争，不难断定，日韩结盟根本不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础。韩国尚且如此，东亚其他国家与日本的真实关系就可想而知了。2010年11月，第18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在日本横滨举行。按照十多年来的惯例，与会的领导人要身着会议东道主国家的民族服装并集体合影。本次APEC峰会让东道主日本感到尴尬的是，在拍摄大合影时，会议不选择日本民族服装和服，认为只要“普通的正装就可以了”。服装的选择，其实也是语言的选择。在APEC峰会上用服装表达东亚团结“语言”的贯例始于1994年的印尼茂物峰会。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为每位与会领导人送了一件蜡染印尼衬衣。此后，APEC会议主办国都会依照这个惯例，为领导人准备独具本国特色的民族服饰。这十多年间只有日本主办的会议“没有统一服饰”。没有服装的“统一”意味着东亚国家与日本没有基本的认知统一，这暗示着日本在东亚仍面临着失道寡助的外交环境。[93]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讲演中分析国家战前需要具备的政治条件时说：

为了很好地为战争作好准备，这就不仅需要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且必须在政治上为战争做好准备。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什么呢？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要有足够的所需盟友和中立国。[94]

显然，日本在政治方面的外交准备——至少与今天的德国相比——是极不充分的。正因此，日本近年来，尤其是朝鲜成功核试以来的外交战略，已有些“病急乱投医的”莽撞，其内阁一年一换宛如走马灯，其对外政策更是东奔西向，自相矛盾。

为了推进战略重心南下的政策，鸠山内阁后期即2010年5月日本曾发生过10多万居民参加的大规模集会，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将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迁出冲绳县或迁至国外。日本政府没有表态阻止——实则是默认——这类集会。但是，当日本政府于8月得知美国奥巴马政府决定不再直接提及“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95]的消息时，“日本舆论炸开了锅”[96]。日本政府就担心美国“立场倒退”，要求美国“再确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最终日本于8月16日利用民间舆论迫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对“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的问题，勉强做出“是”的回答。[97]这反映了日本在冲绳问题上既想摆脱美国又离不开美国的患得患失的矛盾心态。而近些年日本内阁一年一换的现象，更说明进入新世纪的日本政坛已失去定力。如果我们看看日本周边战略环境，再看看日本在东亚的外交环境，最后再联想近来在日本安全环境最脆弱的时候美国试图放弃钓鱼列岛的暗示，有谁会相信日本为觊觎台湾岛而采取的南下战略不是“缘木求鱼”呢？作为美国在亚太前沿最重要的“基石”的日本安全态势尚且如此脆弱，那美国为遏制中国编织的所谓“岛屿链条”的其他“环节”的牢靠性可想而知。

目前，日本国策的最大的问题是将所有“鸡蛋”都放到美国一家“筐子”里。日本人不应当忘记了历史，20世纪30年代日本曾与轴心国死绑在一起并导致它在20世纪40年代陷入鼠首南北的困境：1939年8月，已与日本建立反共产国际轴心国关系的德国在不事先通知日本的情况下突然与苏联握手，这使日本自明治强国后突然有了被“抛弃”的感觉。日本随后又想搭乘轴心国在欧洲取得节节胜利的顺风车，全力南下，终因国力北南失衡，落了一个玉碎国破的下场。“二战”后日本又将自己与美国外交绑在一起，做美国在亚太的“基石”，想搭美国的顺风车再次崛起于亚洲，不想尼克松在不事先通知日本的情况下突然与中国握手，日本又有了被“出卖”的感觉。现在日本战略又要从“全国均衡”改为“以冲绳和西南群岛为重心”。在北方，日本与俄国关系没彻底转入和平轨道，朝鲜核力量又从西面突然崛起并改变了传统的日朝间的力量均势，台湾又与中国大陆经济文化交流大步推进，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日本将战略重心南移，其后果只能是再次陷入鼠首北南的外交困境。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移到南中国海，这里的形势似乎对美国也并不很有利。

南海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关键通道，是联系亚洲和太平洋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每年通过这里的舰船在8万吨以上，其中日本总进口量3/4的货运量都要通过该海域。美国输入的部分天然橡胶、锡、铝、锌等多种战略物资需从东南亚获取，运往西太平洋美军军事基地的石油大多需要从中东运往，其中大部分也要经过南中国海海域，因此，这一海域——相对于西太平洋的其他海域而言——是美国重要的战略利益所在。自从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南中国海，尤其是南沙群岛以南的海域长期以来就处在美国的影响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区，南中国海及其附近海域也是美国与日本作战牺牲最大的战场之一，当然也是2010年1月希拉里·克林顿“重返亚洲”讲演所涉及的关键地区。

那么，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是否具有绝对排他的力量呢？显然不是，不仅今天不是，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力量最强盛的时期，美国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加紧经济封锁中国的同时也加快军事遏制中国的步伐。1950年10月17日，美国同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8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9月4日至8日，美国与包括日本在内49个国家单方面签署了《对日和约》（即《旧金山和约》）；与此同时，美日也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1953年8月8日，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链条从单边扩大到广泛的多边集体条约，从中国东部延伸到中国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98]；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其目的是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共阵线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挡于中国边界的那一边”。[99]

但美国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1954年9月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成立，1955年4月中国就被接纳参加万隆会议，[100]中国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高举团结反帝的旗帜，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不仅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好评而且在东南亚集体条约国家中消释宿怨，使美国在东南亚建立的意在封锁中国的链条反倒成了反帝前线。会议4月28日结束，29日美国白宫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万隆会议的影响，国务卿杜勒斯正话反说，认为：

亚洲的友好国家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令人惊奇，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协作的策略是令人欣喜的——尽管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获得周那样的个人声望。结果这些国家有了一种新的自立和自信的意识，这在以后对我们将很有帮助。[101]

杜勒斯承认周恩来在会上获得了“个人声望”，这实际承认了中国通过会议获得了国际声望。这也同时说明1954年9月由美国拼凑的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仅在半年后就变成一堆废纸。白宫内阁会议几天后（5月5日），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马利克就万隆会议向国务卿杜勒斯做工作汇报时便挑开天窗说了亮话，他认为：

会上真正的斗争不是体现在演讲中，而是存在于各委员会的工作之中，很明显，大家不愿普遍攻击国际共产主义，也不愿揭露其性质。

美国新闻界宣称西方从会议所获甚多也是错误的。结果或许没有那么糟糕，但无论如何共产党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来说是一个明显的失败。

（万隆会议）最重要的结果是共产党中国变得强大了；她赢得了很多朋友的善意，实际上，会议似乎就是为此目的而召开的。现在有三点是清晰的：1．对美国来说，目前不与共产党中国坐下来谈判是困难的；2.对美国来说，要对已经产生的对共产党中国的善意加以遏制是困难的；3.对美国来说，把共产党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困难的。[102]

当时不要说南中国海，即使在中国西部边陲美国编织的遏制链条也没有起作用。就在万隆会议召开的前夕，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先签订了《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亦称《巴格达条约》）。同年的4月5日、9月23日、11月3日，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后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遂于1955年11月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巴格达。1956年底，英法支持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挑起第二次中东战争，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费萨尔王朝被推翻；同日，美国对黎巴嫩进行了武装干涉，这些都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不满，自然也动摇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同年10月，该条约组织总部被迫迁往土耳其的安卡拉。1959年 3月，美国分别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签订了内容相同的双边防御协定，所以美国在该组织中享有了正式成员的地位，参加常设委员会。同月，伊拉克卡赛姆新政府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8月该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1年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遭到惨败并失去东巴基斯坦，其间巴基斯坦并没有受到“中央条约组织”及对巴承担条约义务的美国的实质性保护，这使巴基斯坦深感失望。1978年、1979年，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入侵柬埔寨，苏联对巴北方邻国也是大兵压境，1979年3月，伊朗、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中央条约组织，接着土耳其也步其后尘。4月30日，美、英、巴基斯坦、土耳其4国代表在会议上决定，中央条约组织自1979年9 月28日起正式解散。退出“中央条约组织”的巴基斯坦、伊朗等转而与中国结为战略性合作关系。至此，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搭起的自东到西这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实实的遏制新中国的链条，因美国无力“维修”而链断环飞。

今天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说，“美国在亚洲不是一个来去匆匆的大国，而是一个长驻大国”；希拉里·克林顿也说“美国已经重返亚洲”[103]，这都没错，问题是今天的美国已不是刚刚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时的美国，而是一个在伊拉克被拖得伤痕累累，在阿富汗被打得进退维谷，[104]经济一片低迷的美国。在美国国力最强盛的时候，亚洲，尤其东南亚国家都不买美国的账，美国也拿它们没有办法，那么，难道今天的美国还能比半个世纪前做得更好吗？显然不能。

就在希拉里·克林顿于2010年1月12日在檀香山做出“重返亚洲”的表态后不久即4月26日，马来西亚副总理穆希丁就在《星岛日报》上发表题为《应积极看待中国军力》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军力增强可以看做是使中国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多贡献。对中国安全的水路对其他国家的船只也是安全的。重要的是注意中国的战略意图而非局限于其军力。这方面，中国有和平崛起为指导思想。在不扰乱国际体系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成为强国。”他说，尽管拥有强大军力，中国仍通过现有多边关系同其他国家合作，“对马来西亚这样的小国来说，中国施展力量有度，不搞威胁，叫人心里踏实。”[105]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与美国保持着军事盟国关系。2004年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在访问北京时明确表示，即使有澳新美条约，在台海冲突中澳大利亚不会自动参战。这一表态使美国和台湾吃惊不小，台湾甚至要求澳大利亚澄清并收回这一说法。2004年9月，美国军方、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向到访的澳大利亚议会代表团做出答复，表示在台海爆发美中冲突时，已不期望澳大利亚会自动提供帮助。美国这一表态，表明它放弃了以往要求澳大利亚在台海爆发战争时必须参战的努力。得到美国的表态后，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霍华德在纽约的一个聚会上发表了他的主题鲜明的讲话，他把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明确地区别开。他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并抨击“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外电就此评论认为：“美国人终于明白，在中国问题上，至少在目前，澳大利亚有自己的政策。华盛顿承认，在对华关系上，澳大利亚并不总是追随美国。”[106]2010年8月13日，就在美国航母在越南访问的时候，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史蒂芬·史密斯和反对党联盟外交事务女发言人朱莉·比什普就外交政策展开激烈辩论。当被澳大利亚广播电台主播莫特拉姆问到如何看待最近的南中国海局势时，观点针锋相对的两人却异口同声地向中国“示好”。史密斯更是表示，澳大利亚正在致力于促成任何冲突事件要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他婉转地批评希拉里·克林顿7月23日关于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立场说：“我们希望这些问题（南海问题）可以在相关国家之间友好地解决，特别是在存在冲突的中国和越南之间。我们观察到在亚太地区潜在的不稳定和紧张，因此澳大利亚强烈希望任何潜在冲突可以根据国际法在相关国家之间解决。”与史密斯参选竞争的对手、呼声很高的比什普在面对关于中国军队在南海和印度洋影响扩大的问题时，巧妙地绕过了问题本身，他说：“我想指出的是，澳政府已经宣布和中国开展包括联合军演在内的更加深入的军事合作，对于合作的成果我们将拭目以待。”主持人追问：“那你是支持（中国）了？”比什普回答说，“工党政府在《国防白皮书》内把中国视为澳大利亚最有可能的传统军事威胁，我并不同意这一点。可是后来政府又和中国开展军事合作，这传递出了一种相当混乱的信息。”比什普还称，中国带来的利益要远大于挑战，在双方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澳大利亚除了加强和中国的贸易外还要加强国防上的合作。[107]有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史密斯和比什普的表态，到底确实是代表了澳大利亚政府的看法，还是为了选举需要迎合选民，一切还要看未来的实际行动。[108]但如果结合2004年澳大利亚外长唐纳“即使有澳新美条约，在台海冲突中澳大利亚不会自动参战”的表态分析，史密斯的立场与6年前唐纳对北京的表态立场是一贯的。

离中国距离最远的南太平洋国家澳大利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其盟国美国相分离，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普遍立场；而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上的核心障碍就是台湾问题，既然如此，那美国拉着其同盟国开展的所谓“环太平洋海上演习”，对美日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除了虚张声势外还会有多大的意义呢？

“天安舰事件”后，美国立即与韩国在黄海及其附近海域开展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与此同时，美国又与昔日的敌手越南举行有“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及另外两艘美国军舰参加的历史上首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为了将越南拉上美国“重返亚洲”的战车，据报美国正在与越南进行核协议谈判的消息。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可以与越南分享核技术和核燃料，并在核安全、核存储以及相关教育领域进行合作。

美国的亚洲外交真是“压下葫芦起了瓢”。美国对越南的拉拢姿态立即引来盟国菲律宾直率抵制。就在美国“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停泊越南的第二天（8月9日），菲律宾外长阿尔韦托·罗慕洛（Alberto Romulo）对记者称，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应当和中国进行严格的双边谈判，不能有美国或其他方参与。报道称，在被问及是否支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7月23日在越南河内发出的含有美国将以调节者的身份介入南海争端暗示的讲演时，罗慕洛回答“否”。罗慕洛告诉记者：“是东盟和中国。我再说得清楚些：是东盟和中国。这些够清楚了吧？”[109]

即使得了美国好处的越南也没有领美国的情。就在美国航母访问越南后的第10天（8月22日），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阮志咏中将率领的越南国防部代表团访问中国。阮志咏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越南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军事同盟”，越南也不搞“三角关系”，不要把越美近期的一些往来看成是反常的；越南乐见中国的发展，中国在东南亚地区举足轻重，希望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把中国的经验介绍给东南亚国家。[110]“天堂很远，但中国很近”，这是越南原国防部长范文茶对越中关系所做的比较形象又比较到位的概括。[111]

在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阮志咏中将访问中国的当天，美国《华盛顿时报》发表索尔•桑德斯《越南绝不是新的亚洲神奇老鼠》一文，[112]对希拉里·克林顿拉拢越南的作法提出批评，文章写道：

　　在近期召开的东盟峰会以及与越南领导人在河内举行的双边会谈中，国务卿希拉里出人意料地对北京发起攻击，公开指责中国对南中国海宣称主权。北京迅速予以还击，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并坚持中国与东盟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端。这种做法将有利于中国，因为东盟成员国之间亦有悬而未决的争端。实际上，菲律宾外交部长旋即表示美国应该不插手南中国海争端事务。为提升华盛顿与河内的关系，美国军舰刚刚耀武扬威地赴越南进行访问。但此举未能阻止越南官员向莫斯科恳求武器。正在上演的是越南人的老把戏，让大国深陷相互制衡的泥潭——越战期间它就成功从北京和莫斯科那里攫取了更多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作者曾与南越“总统”吴庭艳有相当的交情，在1951年就主张越南脱离法国，对中南半岛地缘政治有相当经验，因而相对于目前美国的“智囊”们算是“过来人”。他在文章结尾处针对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7月23日在河内关于南海问题的立场，提醒美国：

　　在亚洲大部分国家看来，无论正确与否，奥巴马政府在实力日益上升的中国面前正一步步后退。如果华盛顿有意转变这种撤退形象，与共产党国家越南结成更为稳固的同盟（并非完全信赖的伙伴），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但这对美国建立高效的全方位的对华战略来说，并不能弥补什么，它依然很糟糕。

当年小布什听不进去鲍威尔的劝诫并遭遇后来的厄运，今天可能希拉里·克林顿也不接受索尔•桑德斯的苦口良药。

自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后，欧洲人用“丢手绢”游戏将美国一次次地扶送上险途，在达到目的后又迅速松手不管。欧盟利用美国打倒了苏联，又打散了中亚，唱衰美国后，现在已不太需要美国了。就在美国高调与韩国、越南进行海上演习的当口，法国总统萨科齐直击美国金融命门。2010年8月25日，他呼吁世界上20个最大经济体共同合作改革全球货币秩序。他说，我们必须确定一个讨论货币问题的新框架。萨科齐表示，鉴于中国已经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因此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探讨汇率问题毫无意义。他指出，目前讨论汇率问题的主要论坛是七国集团，其范围较窄，他认为，现阶段绝不能将中国排除在这类讨论之外。萨科齐表示，在法国主持的11月G20会议上，法国的主要议题之一将是稳定汇率和商品市场。他补充说，有必要降低美元作为首选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呼吁让替代货币发挥更大作用。[113]

美国目前所有的外交行动都是为了捍卫其已摇摇欲坠的国际金融“老大”地位，如果美元在国际上的储备货币首选地位发生了动摇，那不足1/5的国内实业，又如何能支撑其八面扩张的外交政策呢？而没有持续的军事扩张战果，那世界资源就会与美元分离，美元一旦与世界资源相脱离，那么，靠美元硬通货支撑的美国金融霸主的地位也就寿终正寝。

欧洲人没有忘记美国人在二战中曾是怎样对他们落井下石的，从丘吉尔“铁幕演说”起，欧洲人就在为唱衰美国积极准备。美国人已帮助欧洲人打倒了苏联，还帮着欧洲人借北约东扩恢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西欧为中心的欧洲版图，现在美国已被欧洲人耗得精疲力竭，欧洲人开始对美国落井下石了。

综上分析，我们看到，进入21世纪的世界政治的天平正在向东方倾斜，西太平洋的力量均势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不利于美国的量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不大可能再次获得俄罗斯人的信任，美国要想回调这个趋势，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中国合作。2009年奥巴马上台之初，美国出现了尼克松主义的苗头；2010年美国外交政策又急速向奥尔布赖特时期回归，用武力与中国对话，将大量军事力量调至西太平洋并于7月始在黄海这一中国安全的“最柔软的腹部”大肆显示武力，这说明亚太力量均势——与1895年和1953年历史相似——将要出现不利于美国的大变局。

（三）今天的美国正在重复着昨天衰落的故事

预见是建立在对历史回顾的基础上。对美国未来的合理预测，最好办法是了解美国的历史。美国在历史上的衰落都起因于美国崛起之后的傲慢，傲慢的后果就是无节制的扩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曾经历过类似今天美国正在经历的衰落。上次衰落起始于杜鲁门，结束于约翰逊时期（1950～1969），这期间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一笔超额“红利”的美国采纳凯南“遏制战略”，政治上又受国内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冲击，主动承担起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重任，最终导致美国军事上长期介入朝鲜和越南内战并由此衰落，其在西太平洋的力量均势天平到20世纪70年代已倒向苏联一边。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细述当时美国决策的过程，而对今天美国外交政策而言，重温一下当时美国国内知识界关于凯南“遏制”战略利弊那场辩论是有必要的，因为这场争论及其结果事关美国的方向。方向错了，细节就成了没有意义的琐事。

现在回头看来，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节制运用国力的治国思想有深刻领会的李普曼[114]是冷战年代美国最不冷静时期的最冷静的战略思想家。1947年，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那篇著名的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后不久，李普曼就在《纽约先驱论坛》上陆续发表文章批评凯南的“遏制”政策。李普曼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适宜于执行凯南的遏制战略。他认为，在美国现行宪法制度下，国务院不可能从国会取得“一张从国库领钱的空白支票和使用武装力量的绝对权力”，因而也无法做到“随时在全球不断转移的地点上使用‘对抗力量’”。而且，美国的经济是“没有划一组织和不受控制的”，国务院也不可能“规划和指挥进出口贸易”来推行“遏制政策”。在军事方面，李普曼也认为：“没有理由确信美国能够在一切个别的地点都集结‘坚定的对抗力量’。欧亚大陆是一块很大的地方，而美国军事力量尽管很大，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要使它得到有效的使用的话，就应该对这种局限性心中有数。我们生活在像岛屿一样的大陆上。我们同冲突地区之间远隔重洋。我们的人口相对较少，在战时就得把较大比例的人口用于生产、运输和维修那些构成我们军事力量的复杂的武器和机械。同俄国相比，美国缺乏足够的步兵后备队。我们的海军控制着海洋，我们拥有重要的进攻武器。但在欧亚大陆的内陆地区，象我们在希腊山区所领教的，可能有很多‘个别地点’，在那里只能使用步兵作为‘对抗力量’”。而美国却没有足够的能够占领这些地区的步兵力量，“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机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政策”。而不适合服务于在这些地区实行长期陆军占领为目标的政策。[115]

李普曼思想可追溯到罗斯福在与苏联分治世界中有限扩张的战略，其哲学要义是“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为麦卡锡之后美国战略界长期埋没的李普曼知道，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力量也只够保住几条关键利益线，这是老牌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也是两位罗斯福及尼克松等在危机时刻为美国赢回荣光的经验。

李普曼的这些分析，对今天美国人仍具警示意义。但这里还需补充的是，20世纪50～60年代以“反共”为目的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失败，继而21世纪头10年以“反恐”为目的的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均说明，美国没有独吞世界的能力，对美国最有益因而最可持续的外交是与大国分享利益的外交。这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战略哲学的精髓。尽管美国在离东北亚最近的阿拉斯加有自己的军事基地，尽管从阿拉斯加出兵解决东北亚危机其优势并不亚于俄国，但两个罗斯福总统都面临过并回避了东北亚的挑战。20世纪初，美国塔夫脱总统（1909~1912）在东北亚的外交攻势在日本与俄国的联合抵制下受到挫败，这引起西奥多•罗斯福的不安。此前他对儿子长叹“可怜的塔夫脱”。罗斯福曾就东北亚问题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包括美国在太平洋领地在内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警告塔夫脱：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前美国除辩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建议塔夫脱放弃带有攻势的东北亚政策。[116]富兰克林·罗斯福深悟西奥多·罗斯福的有限扩张的战略哲学，通过一纸“雅尔塔秘密协定”将出兵东北的活儿及整个东北亚陆地上的利益全给斯大林，使美国集中力量专守对美国命运攸关的海上线路，美国由此获得了近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似乎不理解罗斯福总统的深远考虑，他们被麦克阿瑟“仁川登陆”的一时小胜引入朝鲜战争并在三年后大败而归。1962年美国在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冲突中的小胜又使美国自以为是，不计后果地介入越南内战，结果又是大败而归。尼克松意识到美国的国力极限，力图恢复罗斯福的有限扩张的战略哲学，他说 “我们简直没有能力把越南人赶出去。在这一地区，应该打头阵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菲律宾关系到美国的重要利益。我们在苏比克的海军基地和在克拉克的空军基地是美国在国外的两个最大的军事设施。它们对于我们保持在太平洋的存在及在印度洋和波斯湾显示武力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在东南亚没有任何其他合适的替代地方。”[117]

美国人总是在国力达到高峰的时候轻狂，轻狂了就听不进反面意见。20世纪50年代处于巅峰时期的美国人对李普曼的冷静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美国人在朝鲜、越南战争中受挫后，其发热的头脑才逐渐清醒并转向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实际上是李普曼战略思想在新形势下在美国的复活，是李普曼的思想经过凯南否定后的“否定的否定”。

尼克松之后，美国人再次忘记罗斯福教诲，为欧洲担当起战略“清道夫”的任务，冲在前面打倒了苏联，结果事与愿违，美国不仅没有回收到苏联留下的雅尔塔遗产，反而被欧洲怂恿美国进行更大的扩张并随后大获其利。正是由于罗斯福的有限安排，美国与苏联分享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而苏联解体迄今凡20余年，美国便被保持其“对全球事务的支配”[118]的重任压垮并迅速衰落。当年紧随并怂恿美国冲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10年后看到了美国的颓势，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并“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119]。如果我们知道二战前的英国那段呼风唤雨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布莱尔这句表面顺从的话中包含着英国人对美国人的那刻骨铭心的仇恨。

真是历史的讽刺，当今英国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在中亚趁美国之危，大做军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国防与安全组织（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报告数据，2007年英国成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名单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场订单数额方面多年领先的美国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国接到其他国家价值100亿英镑（约20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新订单，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场的33%。报告中说，2006年出口订单数额达到55亿英镑。帮助英国冲进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台风”（Typhoon）战斗机的大型订单（交易额为43亿英镑）以及与阿曼、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岸防舰出口订单。此外，来自北美国家的订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国从英国购买的武器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120]值得回味的是，英国在怂恿美国冲入中亚后与当年的罗斯福一样也在双面赢利，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组织一名指挥官对英国《每日电讯报》表示，英国是该组织最大的资金来源。按他的话说，塔利班受到英国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中心收到的捐款的资助。这名塔利班指挥官告诉英国天空新闻台：“我们不像政府，我们依靠个人（捐助）。我们从英国的穆斯林兄弟那里获得捐款，进行圣战。他们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获得资金、购买武器和开展战斗的方式。”[121]1857年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122]看来，马克思说的“报应的规律”在当今美国身上得到了应验。　　

若干年后，凯南意识到自己的遏制理论对美国的危害，他反思说：“如果是在六个月以前，国务院接到这样的电报时，大概会皱眉头，撅着嘴，表示不能赞同。如果再迟六月，也许会使人听起来似乎是多余的重复，好象是在对虔诚的信徒说教。”[123]虽然凯南提出了遏制政策，但当他看到遏制政策与愈演愈烈的常规武器及核武器军备竞赛联系在一起时，他极为沮丧。因为他一直深信，美国无法根据自己的设想来改造其他国家。为此，他反对美国干涉越南及发动越南战争，反对里根政府的军备竞赛；对于自己在1948年提出的对苏“政治战”计划——这一计划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信条，后来他遗憾地说，这是他一生之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124]1957年，凯南已经重新诠释了自己的遏制理论。他写道：

国人经常问我，对付苏联威胁最应从何处着手，我的回答是：在美国失败之处，在我们眼中自惭形秽的事物上，或者令我们担心惊悸之处；针对种族问题，我国大城市的情形，我国青年的教育与环境问题，以及专业知识和普遍了解之间的差距。[125]

这时凯南已将批判和斗争的对象从“共产主义”转向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认为美国批判自己才是胜利之道。1953年，也就是在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和李普曼的观点实际上已经一致了”。凯南离开国务院后，曾到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历史，回顾与李普曼的那场争论说，他与李普曼的全部争执都是由于“一种误解，其范围之广几乎是悲剧性的”[126]。凯南声称，他从未认为遏制主要是就军事方面而言，并且对人们如此理解遏制政策十分遗憾。20世纪50年代未，“凯南再度使用并进一步扩展了李普曼关于从欧洲撤军的计划，并给这个计划贴上了他自己的标签：‘脱离接触’”[127]。

似乎是上帝的安排，1947年86岁的英国地缘政治学大师麦金德逝世，他死前看到的是印度独立和大英帝国即将崩溃；1974年85岁高龄的李普曼溘然长逝，李普曼远比麦金德幸运，他在去世前欣慰地看到了自己的思想通过尼克松的外交实践挽救了祖国。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家们再次有了二战胜利初期的骄狂。美国的政治家们忘记了前任的经验——也可能他们想超越这些经验，[128]结果借科索沃战争推进北约东扩，借“9•11事件”挥师中亚，结果是欧洲在东欧收获，美国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落了个越战的下场。而此间经历过尼克松时代中兴的凯南，理解了罗斯福有限扩张的哲学，坚决反对克林顿政府扩大北约的政策，认为这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最致命的失误。这时凯南所主张的已是一种“谦虚而温和的”外交。[129]2005年3月17日晚，乔治·凯南去世，享年101岁。也似乎是上帝的惩示，上帝让凯南生前看到傲慢的小布什再次高扬起让凯南已后悔不迭的遏制理论，再次承担起美国完成不了的在全球挑战“大风车”的任务。不同的只是，美国与之斗争的对象从以前的“共产主义”变为“恐怖主义”，以前的以“反共”划线变为现在的以“反恐”划线。但结果都是一样：美国再次在伊拉克陷入越战式的灾难。2008年，美国国力大幅缩水，国运出现颓势。

有经验的人总比没经验的人看问题清楚：有过古巴导弹危机失败经验的赫鲁晓夫，在法国撤出中南半岛时就不像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那样再与美国在此争夺；看到美国被遏制战略拖垮了的凯南就对克林顿和奥尔布莱特的北约东扩政策持批评态度，而有过科索沃战争经验的奥尔布莱特则对小布什和赖斯的入侵伊拉克则持批评态度。[130]2005年9月24日，她在艾奥瓦州出席一个研讨会时发表措词严厉的声明，抨击布什的伊拉克政策，指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仅没有赢得朋友，伊拉克战争毒化了美国与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现在没有好的选择，坏日子也许还在前头”[131]。那么，不知现在的莱斯或小布什对希拉里·克林顿2010年初那咄咄逼人的“重返亚洲”的讲演会作何感想呢？至少没有见到这位前任国务卿对此有过支持性的任何评论。

毛泽东曾说：“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132]2010年的美国又进入了尼克松之前那种外交无哲学状态。与尼克松的逻辑完全不同，而与当年麦卡锡有些近似，2010年希拉里·克林顿如此意气风发地要来“发挥其传统上的经济与战略领导作用”，结果却没有在南海得到呼应。这是因为希拉里·克林顿“重返亚洲”讲演的逻辑显得很霸道，希拉里的逻辑是：因为美国需要亚洲，所以亚洲离不开美国，所以美国一定要领导亚洲，所以亚洲也应当“十分愿意”接受美国领导。这不能不令亚洲人反感。

今天的美国外交在亚洲遇到了与尼克松当年同样的困境。但同样的困境，在不同的政治家手中竟演绎出如此不同的结果。这是由于自从小布什起，美国政治家们已失去了战略哲学，美国外交已进入“无哲学”状态。

斯宾诺莎说“规定即否定”[133]，今天的美国政治家们不知道美国的规定即否定因素何在，因而也就不知道美国的肯定因素何在。进入21世纪的美国领导人只知道美国不能让渡的利益底线在哪，而不知道美国国力不可承受的利益极限在哪。哲学是讲究事物规定性的学问，战略哲学也是讲究国力规定性的学问。在力所不及的地方过度扩张，是美国自“二战”后——尽管经过尼克松的中兴——最终还是逐渐衰落的根本原因。

不得要领者，赢人往往靠不着边际的气势。今天美国“重返亚洲”，来势汹汹，这从国家战略能力的角度看，实在是不得要领。今天美国的形势，既与20世纪50年代初的杜鲁门时期不能相比——这是由于那时的美国刚刚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与90年代的威廉·克林顿时期不能相比——那时的美国刚刚赢得与苏联的“冷战”，甚至也不能与同今日美国形势有些类似的尼克松时期相比——今天的美国实在推不出像尼克松、基辛格那样有哲学思维的政治家。尼克松从越南撤军的同时，发表关岛讲演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他放下身段，低调地来到北京请求毛泽东与他讨论哲学问题，结果他在失掉越南的同时却得到了中国；得到了中国，美国就得到了亚洲；得到了亚洲，当时的美国就赢得了世界。现在的希拉里·克林顿在从伊拉克撤军的同时却以救世主的心态告诉亚洲人“这个地区的前途有赖于美国”，她甚至不与亚洲各国协商就自封老大，什么“美国十分愿意继续发挥其传统上的经济与战略领导作用，而亚洲也十分愿意美国继续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伙伴并发挥有助于稳定的军事影响力”[134]，什么“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前提：美国的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而这个地区的前途有赖于美国”，好象亚洲人离开美国人就活不下去。尼克松关岛演说后，中苏同盟解体，而希拉里·克林顿来到黄海则引起俄罗斯和中国及上海合作组织同期在东部海上和西部陆上开展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的噩运总是从中俄战略同盟建立开始，中俄战略同盟的建立总是从黄海合作开始。基辛格似乎看到了目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危险，2010年9月4日，他在德国《商报》发表《美国必须放弃与世界对抗》一文，说美国必须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新兴工业大国寻求合作而非对抗。在安全政策上尤其应该如此。因为在冷战终结后，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已经变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关于中国，他告诫现在的美国领导人：“对今后几代人来说，相当大的挑战之一是使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美国人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一致。美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和信念，中国亦然。我们必须学会一起肩并肩地继续发展。”[135]

历史上能有所建树的，一定是真正的而不是庸俗的和经院式的哲学家。今天的美国正在重复着昨天因失去外交哲学而衰落的故事，但可能不会有昨天尼克松那样的成果。因为今天美国政治家们不可一世的霸道阻碍了美国推出尼克松那样的战略哲学家。1000多年前柏拉图的话似乎是对当前世界这“五洲震荡风雷激”[136]的形势做的很好的角注：

除非是哲学家们当上王，或者是那些现今号称君主的人象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研究哲学，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137]

四、中国做好东亚均势转换的准备

（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辩证法大师，他说：“真正的辩证法并不辩护个人错误，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十分详细研究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形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138]我们上述研究的开展并不只是在罗列美国外交的失误，而是为了证明这种失误必然要产生的，同样也是本文主题所涉及的东亚力量均势将必然要出现的新变动的不可避免性。

人类的历史是自然的历史和人的自觉奋斗的历史的统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仅仅靠客观必然性的出现是不够的，还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呼应。也就是说，处于在历史的转折关口的民族国家，要有非凡的勇气扼住命运的咽喉，促成历史的转变。

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发展与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历史进程有十分近似的特点，因此，在这方面，早期的美国人是今天中国人的先生。

19世纪末的美国正值欧洲完成了从自由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转变，欧洲列强在殖民地争夺中开始进入衰落时期。这时的美国已是一个经南北内战实现了国家统一并在统一的民族市场中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已跃至世界第一位。生产量约为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其中煤、铁和钢的产量的增加尤为显著。1860～1900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三倍，占世界小麦总产量的23%。[139]1900年，美国人口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列强中仅次于俄国，居第二位；其中城市人口及其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及与此相关的人均工业化水平、能源消耗等仅次于英国，均居第二位；而钢铁产量、总的工业潜力和制造业产量，均居世界第一。[140]美国已实现了工业品替代原材料出口。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拥有巨大的工业能力的美国却没有相应的海外市场。直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外贸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左右，而英国则占26%。[141]这就促使大财团向政府施压，要求提供更多的海外市场。18601～914年间，美国出口额增加了7倍，美国的机器和钢铁大量涌入欧洲引起了英国的恐慌。

经济的崛起又加大了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影响和地位。由于美国在同欧洲的贸易中具有巨大的顺差，欧洲必须以资本转移弥补逆差。尽管从欧洲向西流出的黄金可以通过欧洲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和由美国支付的航运业、保险业等服务行业部分回收，但欧洲黄金外流量仍是与日俱增。这种状况又因美国财政部储备黄金的政策[142]而使这种形势更为严重，以致美国金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成了一个“巨大而无法断定的风箱，它不仅可以随时兴风作浪，而且偶尔还能戏剧性地将世界体系的动荡平息下来”[143]。

经济和金融地位的提高使美国政府意识到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的持续发展需要加大海外市场的拓展力度。美国军事历史学者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在其著作《美国军事史》中对美国选择制海权政策的目的作了明白的解释：

“决策者们在寻找新的边疆，主要是为了扩展商业而非扩张领土，他们把扩张主义者的能量引向对海外市场进行侵略性搜寻，以便缓和工业生产过剩的局面，恢复市场繁荣，维持国内安定。然而，美国并不具备通向海外市场的自由通道，欧洲各国控制着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市场，一些欧洲国家还用贪婪的目光盯住拉丁美洲，切斯特·阿瑟总统确认美国是‘太平洋的盟主’，同时也把加勒比海视为自己的内湖。然而，如果美国不参加帝国主义争夺，列强们就会剥夺它在这两个地区进行出口贸易的机会。因此，政策制定者们极力主张捷足先登的帝国主义政策：即在其他对手动手攫取之前，美国就应抓住某个理想的地区。”[144]

“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领悟到，电报和快速蒸汽巡洋舰的出现给商业性的袭击带来了困难，而且，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滞留在海岸附近来保卫重要的港口，而应该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一位国会议员在1887年所说，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145]

1889年3月，本杰明·特雷西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指出美国海军需要一支战斗力量。1890年美国国会终于放弃了大陆政策和孤立主义，开始摆脱旧的近海作战思想，建议发展可以用于深海作战的、现代化的海军。到19世纪末，美国的海军力量已由原来世界海军的第十二位跃居第五位。[146]1895年英国属地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强行干涉，英国被迫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麦金莱总统利用英国身陷南非布尔战争的机会，一举拿下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等，并由此获得了太平洋的制海权。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47]今天的中国经济融入世界，海上力量发展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就是昨天早期美国走向世界的某些片段的回放，时间也正好处在新旧世纪之交。列宁是曾在俄罗斯历史上紧扼民族命运的咽喉并由此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政治家，他总结说；

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同时，在历史事变发展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连，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148]

19世纪末，英国人陷在南非战争中不能自拔，美国的政治家们抓住了历史链条上的这个“特殊环节”并由此赢得了后来的历史；1950年美国人来到黄海并启动了朝鲜战争，毛泽东抓住历史链条上这个“特殊环节”并由此为新中国赢得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机遇。1962年底，毛泽东巧妙地利用“古巴导弹危机”，在“高天滚滚寒流急”[149]的恶劣的周边环境中从西南方向出手在那里打出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那么，今天的中国再次在黄海遇到由美国送来的“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我们当然也不能让这个“战略机遇”从我们手中白白溜走。列宁说：“如果我们现在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末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150]列宁的这个思想，对今天中国人理解当前的东亚形势也是有帮助的。

21世纪初的世界历史已经到了由量的积累到从东亚开始局部质变的“关节点”，而美国来到黄海、日本在钓鱼岛高调寻衅也同时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突破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海上封锁，掌握中国历史进程的“整个链条”提供了历史机遇。反者道之动，历史从不支持那种仅凭善意就能迎来盛世的观点，我们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提前做好准备。

（二）战略框架及战略边界

战略框架的设计属于战略哲学层面的工作。其基本内容包括战略目标、战略时空，其次是确定战略对手。历史上从来没有脱离特定时空的战略对手。格物才能致知。格物，就是确定事物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致知，就是在这确定的时空中确定战略对手和战胜对手的原则。战略哲学研究的是战略对手向战略伙伴转化的边际。明智的战略是对手越打越少，而不是相反，更不是战事未开已是四面楚歌。朋友和对手在不同的战略时空中总是不停转化的。从哲学意义上说，战略是将敌人打为朋友，从而将战争转化为和平的工作。

与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险象环生”的形势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家安全日益表现出“东急西重”[151]的特点。

东急，主要急于围绕台湾问题产生于中国东部海域的政治形势。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推进，进入21世纪后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已从经济层面转向政治军事层面。国家经济重心之所在便是国家防务重心之所在：目前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整个东部沿海经济是拉动全国经济的“黄金地带”，但这一地带却与包括“台独”在内的东海所有重要的冲突热点紧密贴近，这本身就潜藏着巨大的风险。比如中国上海、浙江、苏州等经济重心以及刚刚建成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离东海热点地区如此之近，以至仅靠我们陆基军事力量完成不了其安全保障任务。技术上说，尽管我们有了相当的海洋战略性力量，但如果没有台海统一，处于中国实际控制的东部海域，尤其是黄海的深度和广度非常有限，[152]我们这些海洋战略力量的效用及与此相应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需的制海权就会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不管从经济还是政治上说，也不管从主权还是海权上说，台湾问题都成了中国制海权向深海推进最主要的瓶颈因素。因此，台海统一就成了中国21世纪上半叶海洋安全战略中时不我待的近期目标；而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在中国同期海洋安全战略中便合乎逻辑地成了中远期目标。前者即台海统一反映的是中国核心利益，因而完成海峡两岸的国家统一也是21世纪前半叶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环节。这个时限与邓小平提出的“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153]的战略目标及其时限相吻合。具体说，与“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同步的制海权，对中国来说，主要集中于“第一岛链”东西两侧。

具体说来，决定中国近中期的战略重点在东亚区域，其中心任务是以台海统一为牵引，突破美国在东部海域长期强加给并意在海上封锁中国的日本南经台湾岛、菲律宾、巽他群岛、终至马六甲海峡的所谓“第一岛链”。至于从日本东进关岛南折菲律宾的“第二链条”，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是中国制海权寻求的重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由于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扩展也有其先定的政治底线和极限。我们知道，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底线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定的雅尔塔法权体系奠定的。在这个体系中，台湾——当然还有“满洲”“澎湖群岛”等——在法律上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回归中国，在这方面，中国与美国利益一致并获美国外交承认，而与日本利益不一致，并没有获得日本外交完全承认。这就是说，在第一岛链内有着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台海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中美间的矛盾是同一个利益共同体即雅尔塔法权体制中的冷战矛盾，这种矛盾中的中美关系在雅尔塔体制中是伙伴关系，而在冷战体制中则是对手关系。日本则不同，日本是受到雅尔塔体制制裁而又至今不服输的战败国。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与中国的矛盾表层看是冷战矛盾，本质上看则是体制（雅尔塔体制）性的矛盾。在冷战中，日本与美国是伙伴，与中国是敌手，但在雅尔塔体制中，日本与美国、中国都是敌手。鉴于此，在日本没有明确表示不仅“尊重和理解”而且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之前，中国和日本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关乎生死，而这生死矛盾又主要集中于“第一岛链”内，于情于理，中国都必须为完成台海统一而打碎“第一岛链”并将“第二链条”以西的海区变为真正的和平之海。鉴于苏联解体后，美国不仅没有放弃反而更加强化了其遏制中国海外发展的冷战政策，可以说，在打碎封锁中国的“第一岛链”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是主要矛盾——这是由于美国没有放弃遏制中国的冷战政策，而日本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日本不仅没有对其在二战中的罪行认真反悔，而且还企图颠覆雅尔塔和平体制。

中国打碎“第一岛链”并不突破雅尔塔体制，而只是恢复本已在半个世纪前雅尔塔体制中确定了的中国利益，因此，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除日本外，中国此举并不触动亚洲其他在第二次大战中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国家的利益，因而日本阻碍中国实现台湾及钓鱼列岛回归祖国的政策不会在东亚国家中得到支持，日本与中国在此方面的冲突也不会在东亚找到铁杆盟友。2010年4月和7月，中国海军从冲绳和宫古间穿越“第一岛链”的海上军事演习，引起日本的震惊，但日本的“抗议”在东亚国家中没有任何呼应。

更有甚者，2010年10月12日在越南河内召开的首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前一天（11日），日本防长北泽在河内陆续会晤了越南、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泰国及新加坡5国防长，表示“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国际法来说，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各国防长均未对此表示完全赞同，纷纷要求日本谨慎对待。报道引述印尼外长的话表示“希望能依照国际法和平解决此事”。北泽在会晤各国防长时还谈到了中国“日趋活跃的海洋活动”，同时称，“各国应加强合作，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事件，这一点非常重要，日方希望与各国密切交换意见”。但据随行人员透露，各国防长都只对“广泛意义上的合作”表示赞成，发言中并未点名提及中国。[154]东盟国家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如此，那在台湾问题上，它们也会让日本面临失道寡助的尴尬。

但在第一岛链中的南海方向则是另一番情形。这里是第三世界国家集中的地区，其中许多在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与中国还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因此，这里不存在关乎雅尔塔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与东盟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关于南海主权争执属于在雅尔塔法权体制内部调整的范畴。相反，它们与中国一起和日本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鉴于日本迄今仍未对当年侵略亚洲的行为认真悔罪，东南亚人民明白，一旦日本再取台湾，那日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再取南海。中国台海统一可断绝日本复活“大东亚共荣圈”的企图，台湾归属中国自然也符合东南亚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正因此，中国在台湾以南和台湾以北的海域即黄海和南海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矛盾和任务：在南中国海的矛盾当以调整协商为主线，在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域当以“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为主线；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相反的话，那我们就会“‘围渊驱鱼，围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155]，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这将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更为困难。

台湾回归中国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赢得的并为雅尔塔法权体系认可的成果，可60多年来，由于美国的干涉，台海两岸的中国人只能看到而不能享受到1945年就得到的胜利成果，这对中国是极不公平的，这种状况也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的。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156]现在中国已进入21世纪，而要实现台海统一，就必须打碎美国强加于中国的所谓“第一岛链”。

但在第二链条中，中国面临的对象性质则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区域东部海域的美国及其海上基地，尽管有冷战的性质，但还是雅尔塔体制内的安排，触动它就意味着触动中美俄等国用鲜血赢得的雅尔塔和平体制。如果中美两国要在冷战层面发生生死冲突，这对中国和美国都是不利的，而对日本是非常有利的。说句极端的话，即使有那么一天中国在这一海域赶走了美国，那这些“成果”也因中国无力消化而终为日本或其他大国攫取，这与当年日本占领南洋却因无法消化这里的“战果”而不得不丢给美国人的后果一样。所以在这一海域，中美两国的利益是在不破坏雅尔塔体制前提下的协调关系，而不是绝对的排他关系。

（三）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好最坏的准备

我们必须知道，20世纪以来的太平洋稳定主要是中国和美国合作的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中美合作才平息了日本在这里的搅局，20世纪下半叶又是中美合作平息了苏联在这里的搅局。那么在21世纪，中美不管哪一方如果为对方所打倒，那结果对谁有利呢？那只有对日本这样不服从雅尔塔体制的国家有利，其代价就是受惠于雅尔塔法权体制的亚洲国家间再经历一次更为残酷的“太平洋战争”。

中美在太平洋上的合作是否有可能呢？不仅有可能，而且有深厚的历史前提。中国和美国一样，均是拥有广大版图的世界性的大国，双方之间横隔太平洋近两万千米的广阔海面决定了依中美各自的国力及由此决定的各自的扩张能力不足以撼动任何一方的国力根基，两败则俱损，两和则俱荣，因此，和平对这两个大国的未来具有长远的、可持续的因而是不可估量的价值。

太平洋战争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太平洋稳定的前提是中、俄、美三国均未脱离雅尔塔体制。当时苏美间的冷战，只是雅尔塔体制内的利益调整和巩固，而不是打破雅尔塔体制重新展开的利益分配。同理，未来太平洋的稳定也离不开中国、美国和俄国间——在中南太平洋区域更多的是中国和美国间——在雅尔塔体制中的合作。只要这种合作及其雅尔塔体制前提不被破坏，那么中美之间的雅尔塔利益就能得到保证。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的战犯只有日本一家，因此，维护雅尔塔体制，也就保证了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的雅尔塔法权利益，保障了这些国家的根本利益，也就保障了这一地区的和平。

但是，雅尔塔框架内的中美合作应当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不能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做出巨大牺牲并为雅尔塔体制建立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的雅尔塔法权权益有过分挤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已经成为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这时如果还将中国压迫在“第一岛链”以西的浅海海域，既不可能，也不公平，更不能为中国接受。事实上，“第一岛链”的防务已成了让美国感到巨大压力的包袱，美国已没有必要——当然也日益没有能力——守住“第一岛链”。既如此，为了美国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为了保持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应有的大国地位，美国何不借鉴19世纪60年代沙俄远东总督穆拉维约夫看到美国南北统一后美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便建议沙皇迅速放弃阿拉斯加于美国的智慧——正是这份智慧保证沙俄后来近半个世纪的持续发展，并为后来的苏联打下了可以守得住的国基——向中国放开包括台湾在内“第一岛链”呢？

目前美国的战略家们认为，中国走出“第一岛链”必然要与美国发生冲突，但这种认识并不具有可信度。[157]1972年毛泽东同志告诉尼克松，他喜欢右派，[158]这是因为1972年的美国右派尼克松懂哲学，知道美国的国力扩张的边界何在，而当时中国的左派则不知中国的国力边界在哪。今天美国的右派已不那么令人喜欢了，因为他们已失去了哲学。读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即使美国在其力量达到高峰时也没有在太平洋西岸形成有效的控制，那将制海权伸到太平洋东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陆海兼备的大国而言更是不可思议的。既如此，上文中做出中国一旦突破其外围海域，“就将前往太平洋的中心地带并借此东进，它的首要重点将是获得南美和中美洲地区的军事基地”的结论，如果不是对历史的无知又是什么呢？

今天美国战略思维似乎又回到当年凯南的遏制思路，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都无异于二次灾难。令凯南事后后悔不迭的“遏制政策”将美国逼送上在全球范围围堵苏联的不归路，结果是，在打倒苏联并在欧洲推倒了雅尔塔体制后欧盟大获其利，而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倒欧洲世界霸权的国家则先后崩溃和衰落。科索沃战争后，欧洲版图在美国老布什到小布什总统们的帮助下已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格局，接下的局面便是曾经的战略清道夫美国同其美元被逐出欧洲。普京看到并提醒美国人注意这种危机，2005年5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前夕，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指出：

胜利日属于我们所有人，这是全世界的事件。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分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但没有分割1945年的胜利。我们现在也没有把它分割。反希特勒联盟的所有盟国、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在谈到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时，普京指出：

“这是集体的决定，是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苏联领袖的决定”。“这些决定是考虑当时客观情况做出的：纳粹的根子尚未铲除，欧洲受到严重破坏，胜利者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复兴责无旁贷”。[159]

普京真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小布什并不知道普京在讲什么，他竟不靠谱地指责苏联在“二战”后“镇压东欧”并无知地发誓要“埋葬雅尔塔遗产”[160]。 2008年2月22日，普京在会见独联体国家领导人时说，科索沃独立是一个可怕的先例，打破了数世纪以来的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必将带来一系列无法预料的后果，那些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终有一天将自食其果，遭到报应。[161]普京说的这个“国际关系体系”更多的是指美苏共建的雅尔塔体系。但这时的美国领导人已没有这么丰富的历史知识，他们不知道目前的世界体系及其中的美国大国地位是怎么奠定的，他们更不清楚“埋葬了雅尔塔体系”也就“埋葬”了美国自己。

2010年9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了《中俄两国元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再次呼吁美国“应永远铭记这一悲剧及其原因和教训，以避免毁灭人类文明的灾难再次发生”并向美国再次表达共同维护雅尔塔体制的期盼并善意给美国回归雅尔塔体制留下相当的余地，声明表示：

在这场战争中，中俄两国人民承受了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主要进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伤亡，承担了抗击侵略者的重任，并取得了最后胜利。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势力处心积虑地要征服和奴役我们两国、其他国家和整片大陆，中俄两国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制止这两股势力的人们的功勋。两国人民将缅怀和纪念来自盟国和所有为了捍卫生命和自由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162]

目前那些不明白雅尔塔体制形成历史的美国领导人已在欧洲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现在美国人又要“重返亚洲”，难道美国还要帮着日本在东亚“埋葬雅尔塔体系”吗？如果美国人真是“不见黄河心不死”，那结果只能是见了“棺材”才落泪了。鉴于此，笔者再次呼吁中美共同维护雅尔塔合作框架，这对于两国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明白了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均基于“雅尔塔体制”的共性，也就明白了中美在太平洋利益冲突时不能突破的基本框架和底线——我们不妨称之为“雅尔塔底线”。明白了这个底线也就明白了在第一和第二“链条”之间的海域并不是中国绝对排他性的制权目标，而是中国相对即可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共享的制权目标。至于中国与美国在此海域的权力转换，将随中美两国国力兴衰而进退，正如当年英美两国在太平洋制权进退关系一样。但这样做的绝对前提是，居于主导力量的任何一方，都不要绝对挤压另一方的利益，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利益，这一点是当今中国人和美国人应当事先明了的。也正因此，本文只将“均势变动”的形势限于“东亚”而不是“亚太”，只将中美关系的变量函数放在雅尔塔体制内来描述，认为中美即使冲突应属于雅尔塔框架内的利益调整，而不是对雅尔塔体制的突破：将战略目标制定在“零和”的结果上，不管是谁，都是政治幼稚病的表现。

当然，在维护对双方都有利的远东雅尔塔体制问题上，需要中美之间的共识，共识的前提是双方对历史具有同样的深刻洞察：希特勒和张伯伦因其对历史没有共同的理解而在维护有利于欧洲的凡尔赛体制上没有达成共识，这使欧洲失去了由它主导世界历史的时机；罗斯福与斯大林的雅尔塔共识及由他们建立的“雅尔塔体制”创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美国从老布什到小布什对雅尔塔体制之于美国的意义已失去起码的认知，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曾招致经历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尼克松时期开始的美国中兴及苏联解体事件的“遏制战略”的鼻祖凯南先生的激烈批评，他坚决反对克林顿政府时期扩大北约的政策，认为这是冷战时代美国最致命的政策失误。[163]今天不知经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的战争失败的美国政治家，能否在共同维护雅尔塔和平体制问题上与中国形成共识呢？凡事都有两种可能。最坏的可能是，如果当前的美国领导人仍要在小布什“埋葬雅尔塔体系”的路线上滑行，那维护雅尔塔和平体系的重任将责无旁贷地落在中国和俄罗斯以及欧盟的肩上，随之而来的是美国难以主导的大国利益的重新调整。

100多年前，恩格斯告诫我们：“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处罚的……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164]恩格斯的话对于理解当前的美国外交政策是有益的。今天的美国确实需要尼克松那样的政治家及其战略哲学。正是尼克松——与19世纪中叶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向美国让出阿拉斯加、英国撒切尔夫人主动向中国交还香港的意图一样——向中国让渡西太平洋的战略空间的政策，美国才出现了中兴；那么，为了今天美国的复兴，政治家们是否考虑过向中国让出第一岛链呢？

尽管我们找到了中国实现西太平洋制海权的绝对目标和相对目标，但我们也不排除美国与中国“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可能，为此，我们还要考到较坏和最坏结果，并着手做好准备。

较坏的结果是虽然美国“重返亚洲”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打压中国的色彩，但也不排除美国政界有清醒的政治家，这些人知道中美合作的雅尔塔框架基础及其对于太平洋和平的深远意义。因此，每当中美关系跌到底谷时，总有一些前朝老臣及现任总统特使来华化解矛盾，比如1998年6月份中美关系跌到谷底时，乔治·布什总统就于7月和12月两次派他的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将军访华；2010年9月，就在美韩在黄海演习的当口，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美国前总统卡特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多尼隆先后访华，以保持沟通，化解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一如既往地像当年邓小平那样抓住这些维护雅尔塔合作框架的机会，但前提也是要像邓小平那样不放弃中国在雅尔塔体制既有的利益，尤其是其中最核心的中国对台湾主权利益。20世纪30年代欧洲英法绥靖外交的沉痛教训说明：为合作而合作的外交，与为和平而和平的外交一样，其结果都将是事与愿违。

最坏的结果就是目前美国政治已为大财团所“绑架”，美国的国家利益已与这些财团利益相分离，美国以自毁的方式拖垮中国，拖垮维系半个多世纪的雅尔塔体和平。研究表明，每次经济危机时期都是美国外交的战争发动时期，鉴于美国经济持续低迷，目前看奥巴马被大财团拖入小布什的战争路线，似乎难以避免。对此，中国学者杜文君在《美国战争经济论》一书有比较深刻的分析：

每次战争爆发之时或之前，美国经济都正处在衰退之中，即经济衰退预示着战争的爆发。事实上，衰退本身也推动了对战争对象的认定和打击速度，当战争爆发后，美国经济迅速进入高涨期，从几场典型战争爆发的经济背景来看，适时认定和打击战争对象是美国减缓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

因为每每在经济衰退之时，美国首先借助宏观政策的调整来缓解衰退，而这种宏观政策的变化首当其冲地反映在政府支出的变动上，美国政府往往在经济衰退时骤然增加军事开支，军费的迅速增加虽然不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它是政府强制行为的结果，但军事开支的增加与政府其他类型开支增加的效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衰退之时的政府军费开支无疑为全社会生产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庞大市场，尤其军事工业生产（包括专用武器装备和通用军事消费品等）短期内扩增，迅速将军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引致到消费和投资走向上，从而使得社会总需求大幅上升，进而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总量产生的强烈刺激作用，最终达到国内当时既定资源得到完全充分利用、释放经济衰退压力的目标。由于军费开支本身对宏观经济的涉及影响和刺激作用非常显著，军费开支的财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战争决策者对战争红利的非理性预期，以致将缓解经济衰退寄希望于军费开支的顶峰阶段——战争时期。总之，美国在打击战争对象之时都与当时的国内经济衰退有一定关联。从总体态势上看，美国国力状态和战争频数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每次具体战争爆发前，美国经济却大多数处在低迷或者衰退状态，这种奇妙的现象在美国战争决策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165]

从“9•11事件”后，尤其从“天安舰事件”后的美国内政外交走向看，确有这样一种将世界拖入战争的趋势。2010年10月5日，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和曾在里根总统时期担任过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目前华盛顿的政治瘫痪使政府仅用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不可能实现经济复苏。只有诸如一场大规模战争这样的有强烈影响的外因震动——有点类似于克鲁格曼所称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闻名的协调的财政扩张”——可能足以打破循环。“我不认为我们即将对任何人发动一场战争，”费尔德斯坦说，“但是保罗是正确的。那是把我们从能与这次衰退相比的上一次衰退即大萧条解救出来的财政手段”。[166]　当然，战争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最坏的结果。应对最坏的结果当然需要做最坏的准备，这就是不得已而进行的军事斗争的准备。

（四）军事运用原则与战略力量配置

1．军事运用及其原则

马汉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167]如果我们将中国在西太平洋上制海权看作一个连续的链条的话，那么，拉起这个链条的关键环节就是台湾岛。台湾岛尽管目前没有回归祖国，但两岸关系已有很大的改善，况且今天的台海两岸已不是1949年时的长江两岸，台湾岛与中国大陆力量对比处于严重不对称态势，因此，爱护和保护台湾同胞[168]，用与台湾同胞长期“心交”的方式达到两岸最终“交心”以实现和平统一，当为最理想中国台海两岸的政治选择。

治国者当以正为本，以奇为用。台湾问题的主要责任不在台湾同胞，而在于美国及其西太平洋主要盟国干涉和少数“台独”分子的破坏。这样，解决台湾问题，如果没有极端的台独事件或外来势力直接干涉的出现，就不应该有“直捣黄龙”式的思路。当年康熙和后来的毛泽东，都没有采用这种思路。因为他们对台政策的目的并不是将台湾打跑而是为了将台湾拉回。

解决台湾问题的和平原则只限于中国内部，对于外部干涉，当不受此原则的限制；保证台湾问题不受他国干涉，从而保证台海和平统一的主要方式还在于中国强大的国防力量，尤其是强大的海上国防力量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截断“台独”势力与其资助国家的联系，而截断这种联系则是台海和平统一的前提。目前看来，这种外来力量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美国只是干涉台湾事务，并不承认台湾所谓“主权”，而日本则对台湾有强烈的觊觎之心。因此，在从日本、经台湾到新加坡的整个“第一岛链”中，对中国来说，台湾岛以北的海区，是最关键同时又是最脆弱的环节。

说关键，是说这里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突破口，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对台湾的觊觎之心在东亚失道寡助，在此问题上没有结交盟国的人文环境。从地理环境上说，台湾岛与日本本土——与台海两岸的相比——相距过于遥远，[169]战时后勤补给条件远远不及中国大陆。距离台湾约有180多公里的钓鱼列岛总面积仅6平方公里，无法作为实际作战资源补给平台，它只是“台独”与日本右翼两股势力的“接榫”地带，是日本接近并最终介入台湾的最佳跳板，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因此，从这里切断日本右翼与“台独”势力的联系也最容易。而截断了日本右翼与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物理联系，台湾问题也就解决了多半。日本也看到这一点并加紧采取相应步骤：2010年7月日本政府准备修改防卫构想，逐步把本国军事力量集中到钓鱼岛附近。8月有报道说日本当局决定在2011年3月将包括钓鱼岛在内25个离岛“国有化”，以作为“划定大陆架面积和确保海底资源的据点”[170]。钓鱼岛之争，不管对日本还是对中国来说，本质上就是台湾岛之争。钓鱼岛回归中国就基本上打断了日本右翼与台湾岛上的“台独”势力的物理联系，是对台湾岛内部的“台独”势力的致命打击，更是对岛内主张统一的爱国力量的最有力的支持。换言之，这就意味着台湾一半已回归祖国。

说脆弱，这是由于日本对台湾不可遏制的野心和其拥有技术优势的海上力量。台湾关乎中国生存的核心利益，是中国国家安全不能退让的底线。而近代史上所有侵占台湾的国家，都先取黄海；反之，获得黄海制海权的国家，也必得台湾。1895年中国失去台湾是始于甲午黄海海战，1950年中国台海两岸分离始于美国进入黄海并由此启动了朝鲜战争。这两次历史教训留下的经验是，得黄海者必得台湾，得台湾者必得东亚。台湾是东亚变局的关键，当然也是中国打开西太平洋制海困境的枢纽。

同样，台海两岸分离不仅仅是对中国主权完整性的破坏，而且是对中国海权质量的破坏。如前所述，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只有在合适的环境中才能显示其优势。目前中国尽管拥有广阔的海域和相当规模的海洋战略武器，但中国缺少可以直接进入太平洋千米以下深水的港口，这大大限制了中国海军战略武器效能及其运用。因此，鉴于台湾东海岸拥有相对于中国大陆东岸更有利于海上战略武器运用的深水港口，台海统一，不仅是中国主权统一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海权及以此为前提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的问题。

2．海防力量配置及其运用策略

鉴于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外部势力的干涉，因此，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力量配置的重点应当是台湾南北两翼即黄海和南海方向的战略力量的配置；又鉴于在中国台海统一问题上，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乃至和美国有着完全不同性质的立场，因此，在日本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则之前，黄海则是中国海洋力量配置的重心所在。比较而言，黄海的海上力量应当是积极和具有强大攻势的，而在南海的海上力量则应采取具有巨大威慑力的防御政策，其作用仅在于侧应北面战略力量的有效发挥，以保证中国台海统一在尽可能和平的条件下完成。

但是，近代史英国海权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绝对制海权的实现永远需要绝对陆权的配合，正如19世纪的英国在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正是依托其在印度大陆的绝对制陆权而实现道理一样，用于支持海上作战的岛屿资源的总量，决定海上战斗力持续时间的长短。而中国大陆对其近海的作战力量的资源供给线最近而资源供给总量几乎无限，因此，与日本、美国相比，中国在其近海的制海权具有日本、美国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关于此，2010年8月，日本《中文导报》刊出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美国南海动作没那么大威胁》一文说得明白：“美国确实比中国强大，但美国也确实无力在军事上挑战中国，尤其在中国家门口，更是如此。”[171]据当年12月13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美国首任国家情报总监、前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表示：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将越来越强大，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现实，并且以此为基础制定外交政策。如果误判形势，制定错误的外交政策，那将糟糕至极。他说：“我们无法阻止中国崛起，中国必将崛起，我想我们对此必须现实些。”[172]

目前关于中日美之间的军事力量比较，更多地以技术和吨位为参照，对中国海上力量得出不同的评价。[173]其实，国家军事力量比较不仅要看技术，更要看技术运用的环境；而技术运用环境的好坏并不完全是静态即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即冲突双方各自的战略家们谋划的结果。比如，在鸦片战争中曾大显威风的英国洋枪，却在中国乡野三元里大雨中百无一用。蒋介石时期在中国东南平原一带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重装备在西南山区反成国民党部队的包袱。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894年甲午海战前的中国，那时的黄海对中国而言就是远海。远海作战，当然技术占先。现代信息和导弹技术已缩小了地球的空间距离，这时的黄海就成了中国的近海。外来的航空母舰，不管它技术装备如何先进，在这片水域，对中国大陆而言，无异于儿童游戏艇。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今日中国海上力量的劣势在远海，至于近海，确切地说，就是在“第一岛链”以西水域，中国海军则有相当的优势，这是因为它拥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几乎是无限的资源供给——这恰恰又是美日海军远不及中国的地方。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从1962年10月赫鲁晓夫在美国家门口挑起古巴导弹危机和2008年8月美国海军在俄罗斯家门口声援格鲁吉亚那高调而来蒙羞而归的结果得到反复证明。

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应对近中期海上战事的策略应当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174]近战可久，远战当速，就近而舍远。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以黄海为重心的台湾以北海域的制海权是以中国整个东北地区的战略力量的加强为前提的。19世纪末日本征服亚洲的计划启始于黄海，发动于东三省；当代中国崛起始于入朝作战的胜利，同样的道理，未来中国在东亚安全及战略地位的保障的根基亦在黄海及其所依托的中国东北大陆地区的国防力量。“原大则饶，原小则鲜”[175]，原，基也，前提也。从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看，中国东北大陆国防力量是保障中国黄海海上安全的前提，中国黄海的战略力量又是保障台海和平统一的前提，而台海统一则是实现包括南海在内的中国整个东部制海权的关键前提。

3．推进中俄战略合作，深化中朝传统友谊

东北亚历来都是大国关系重组的发轫之地。1895年中日冲突后，中俄第一次结盟并迫使日本退兵还辽；1950年朝鲜战争使中俄再次结盟并迫使美国退回三八线；今天美国又来到黄海发飙，这将强化中俄、中朝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样，中国东北的战略力量的有效发挥离不开良好的东北亚国际合作。其间，中朝友谊是关键。今天的中朝友谊的战略意义已超出中国东北边防的意义，它同样对日本以觊觎中国台湾为目标的军事南下战略造成了极大的牵制，因而它对中国实现台海统一，突破“第一岛链”对中国的遏制，有着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的战略意义。面临美国和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咄咄逼势，中国和俄国有了更多的共同的利益诉求。“天安舰事件”后作为对美韩在东北亚海上军事演习的反制，俄国和中国分别举行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这意味着与朝鲜均有传统友谊的中国和俄国在维护东北亚稳定方面的诉求更为接近，而加深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则对中国突破东部海域的“第一岛链”以及对俄国抵御已逼近家门口的北约东扩均有着极大的战略意义。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北极航道解冻速度加快及由此导致俄罗斯传统的无北顾之忧安全环境的改变，中俄未来的安全合作空间将大幅提高。[176]

4．加强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为中国海军突破西太海上封锁保驾护航，为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伟大部署提供战略支撑

近年来，尽管中国海军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它远未获得深入蓝海单独作战的能力。这就是说，与美日海军相比，中国海军的中远程作战能力仍处在襁褓阶段。2010年7月底靠近中国东海岸的美国海军之所以不能使中国感受到1895年那样的灭顶般的海上压力，其重要原因是这时中国已具有成熟的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而不是由于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快速且不成熟的发展。换言之，如果没有部署于中国大陆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强大威慑力量，中国海军在东部近海的作战半径，乃至发展空间都会向大陆大幅收缩。中国海空军与美国不同，当然也不能仿照美国导弹部队依托于海军发展而发展的模式。美国海军与空军已拥有独立和巨大的远程作战能力，而中国海军在其从近海向远海推进初始阶段却需要依赖本国陆基导弹提供的强大且具有覆盖性的火力网护送。这种近中程海上护送对于没有多少现代战争实践，尤其没有多少与海上强国较量经验的中国海军成长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导弹部队的护送下，中国海军就能够渡过从浅海到深海这段艰难阶段并能成长为具有远海独立作战的海上力量；反之，如果失去了这种护送，今天中国海军在黄海同样会感受到1895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面临那样的压力并遭遇海上“黄继光”的惨烈；继而，中国海军就不能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担负起连接“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历史使命。鉴于此，加强国家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为不仅拥有巨大威慑力而且具有强大的独立战斗能力，并能为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伟大部署提供战略支撑的强大兵种，尤为必要。

5．树立中国安全“全国一盘棋”的观念，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党和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的绝对权威。在应对美国“重返亚洲”给中国带的挑战时，笔者必须提及的是，为配合本国的重大战略行动，利用情报部门在对手国家策划内乱以扰乱对手国家的战略方向，是美国和日本外交的传统手段。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1950年初，美国支持西藏上层发动叛乱，6月美国就出兵朝鲜半岛。1959年西藏出现为时将近一年才被平息的大规模暴乱，同年美国在老挝策动军事政变，开始大规模介入中南半岛事务，1961年美国在越南策动“特种战争”，卷入越南内战。1989年初，西藏出现骚乱，接着北京便于春夏之交出现大规模动乱。2008年西方少数国家试图借奥运会之际在中国北京“发难”，于是在此之前3～4月间西藏便发生了骚乱，接着又是在西方对中国奥运圣火的一路“围堵”，尽管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但其“声西击东”的招数仍蛛丝可寻。

灾，家中火。在对手家中点火，是国际斗争中最狠的阴招。张国焘曾回忆说，1931年他从俄国回中国进入东北时，知道有日本人一路跟踪，但日本人不抓他。他分析可能日本人就是要挑拨国共两党内斗，以便坐收渔利。[177]1905年前后发生在俄国的政治动荡，背后也有日本情报机关的影子。当时日本情报部门明石机关与俄国几乎所有的反对党都有联系亦提供资助。1904年2月10日，日本向俄国宣战，2月27日，日本情报机关长明石元二郎接见芬兰宪法党主席卡斯特林，“明石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提供金钱和武器弹药。卡斯特林同意向日本提供俄国情报，并以罢工、罢课、示威游行，以至武装暴动等手段，来牵制俄国的对日军事行动”[178]；10月，“在明石的策划下，俄国境内所有的反对党团，除民粹党和民权党外，在巴黎召开统一战线的联合会议，会期五天。会议做出了‘各党派各显其能，以示威游行、暗杀等行动打倒政府’的决议”[179]。随后俄国境内便发生了全国性的政治动荡，接着便是俄国在远东海上的战败。读史至此，笔者联想到2009年发生在中国新疆的具有严重暴力犯罪性质的“7•5事件”，事件发生不久，日本外务省以罕见的与中国直接对抗的方式同意主张“疆独”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头目热比娅于当年7月28日访问日本。[180]据日本媒体透露，李登辉、达赖也分别于2009年9月和11月相继访日。[181]2010年4月15日，日本再次向热比娅和达赖发放入境签证。[182]如果将这些举动与日本同期开始酝酿的 “逐步改变过去在全国各地均衡部署的方针，而把本国军事力量——自卫队集中到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冲绳等东中国海附近地区，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坚持拥有主权的钓鱼岛”[183]军事力量调整计划联系考虑，这其间的政治关联及其意图，则不能不让人与1905年的日俄关系产生联想，不能不对近现代中国的动荡与日本的亚洲战略产生联想。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放弃了自20世纪50年代启动的对达赖分裂势力支持的计划。但苏联解体后，美国逐渐将冷战的矛头指向中国并再次将藏、疆、台及其他分裂中国的势力豢养起来以作为牵制中国崛起的棋子。进入新世纪后，美国提高了对这些分裂势力的支持力度和级别。2010年上半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下半年就在中国东部海区全面开始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军事演习。与此同时美国日益公开支持分裂中国的各种势力。9月10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林务局为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中部山区赫尔营的“西藏自由斗士荣誉纪念碑匾”举行揭幕仪式，以“纪念”从1958年至1964年由中情局培训的“西藏自由斗士”及其美国教官。达赖集团在当地的组织、前中情局特工、曾受训的藏人和少数美国议员、林务局官员等参加了活动。匾牌文字吹捧当年受训者“是最棒和最勇敢的一代”，到场美国会参议员声称“匾牌是美国和西藏人民共同努力的一个象征，同时可以使我们永久的纪念西藏自由斗士和他们的教官”[184]。美国的这些举动使人仿佛又回到20世纪50～60年代的东亚，那时美国贯用 “声西击东”方式牵制中国战略中心目标的策略。为了减轻某一战略方向的压力而在其相反方向人为制造事件以转移、阻止，至少牵制中国对其战略中心目标的关注和实施。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美国又要“重返亚洲”，我们应当对其贯用的“声西击东”的策略保持足够的警觉。在目前中国海军建设加快，台海两岸交流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需紧紧盯住全局中的主要矛盾，牢牢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实现中国近中期战略目标而持之以恒地努力。

2010年9月1日一艘中国渔船被韩国货轮撞沉，船员全部失踪；[185]7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与那国”号船尾附近和在现场海域作业的中国拖网渔船船头附近发生碰撞，[186]10月5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莫雷尔表示，日美两国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举行美军与日本自卫队“联合岛屿防卫演习”。[187]据悉，日美的这次联合军演的重点放在模拟展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作战行动”上，以向国际社会凸显巩固的日美同盟关系，并牵制中国在东海频繁活动。[188]10月6日，韩国国防部称，韩国于13日将在釜山附近海域开始为期两天的防扩散联合演习。此次演习由韩国军队主导，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等15个国家也会参加。其中，韩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还将参与海上拦截演习。韩军将出动驱逐舰、两艘登陆舰等舰艇。美国宙斯盾驱逐舰、日本4000吨级驱逐舰、澳大利亚P-3C巡逻机等将参演。[189]10月8日，由西方操控的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给予中国所谓“异见人士”[190]。如果将这一系列环环紧密相扣的事件与希拉里·克林顿于1月发表“重返亚洲”讲话，7月下旬在河内表达了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意愿的发言和随后借“天安舰事件”与韩国在黄海及其附近海域进行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等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考虑，确实使人有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五、结语

总之，2010年是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开始严峻的年份，同时也是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矛盾积重难返，从伊拉克完成撤军后中亚乱局又使美国欲罢不能的年份，这使得由美国“重返亚洲”政策转向所引起的中美博弈的时间主动权倒向中国一边。与美国相比，中国有更充分的外交回旋时间。这是因为，中国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在寻求与美国进行“零和”式的冲突，中国已留给美国足够的“雅尔塔空间”，中国的目标只限定在恢复半个世纪前雅尔塔体系赋予中国在台湾的合法权利。但如果美国为了少数财团的利益不顾中俄两国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中向美国发出的“两国人民将缅怀和纪念来自盟国和所有为了捍卫生命和自由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191]善意而一意孤行，要“埋葬雅尔塔体系”，要不理智地拖着中国“同归于尽”，那中国就得学习早期美国反对欧洲海上封锁的不屈精神，对美国右翼不理智的疯狂，团结一切愿意维护远东亚雅尔塔和平体制的国际力量进行最坚决的反击。

列宁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92]2010年，世界历史出现了“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并“以此为前提”的形势，以往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日程表上军事斗争的任务被迫提前推上议程。而美国“重返亚洲”政策又出乎意外地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便能顺利解决任务，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的战略机遇。“至于下一环节”，列宁说“它正闪着特别的光辉，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光辉，令人向往”[193]。

殷鉴不远。20世纪40年代末的国民党政权和90年代初的苏联共产党政权都在国家政治最不稳定的时候试图从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寻找突破口并由此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对当代中国而言，今后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和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的绝对权威，用社会主义制度紧紧地团结全国人民，只有这样，中国就能在这复杂多变和险象环生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能行稳致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