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能源需求再思考打印页面

2010年春，我们的东面爆发了福岛核电站危机，导致半个日本陷入瘫痪，其首相菅直人甚至称：“必须设想如果东日本全毁的状况”。多个国家出现了反核示威，德国立即搁置了去年刚公布的延长核电站运行时间的方案，其驻华大使表示：“联邦政府会更加坚持退出核能的决定。”

2010年10月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沿海省份核电发展，稳步推进中部省份核电建设，开工核电4,000万千瓦”。据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李胜茂称：“我国目前的核电装机容量仅为1,000万千瓦。在‘十二五’期间，核电装机容量将翻5倍以上，核电成为增长最快的新能源，核电产业将迎来一场巨变。”（见«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初定水电、核电领衔新能源» 中国经营报 2010-10-23）

福岛核电站危机，给这股核电热兜头一瓢凉水，3月16日的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抓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其实，福岛核电站危机更警告我们：一旦核电站遭到敌方攻击，将使大片国土陷于瘫痪，应对危机将占用中央政府的几乎全部精力和资源。所谓“核安全规划”，如果不包括应对战争威胁的对策，无异于皇帝的新衣。

我们的西面，内忧外患在利比亚引发了战争，相关方面各有冠冕堂皇的说词，但无法否认这是又一场石油战争，利比亚石油储量居世界第9位和非洲第一位。在全球最大的产油地区中东，可能引发战争的导火索俯拾皆是。利比亚危机早期，我国动用海、陆、空力量撤出了3万人，其中大多为从事铁路、通讯和油田等行业的工程劳务人员，仅中建集团一家在利比亚就有8000余人。这反映了我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事实上，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对海外石油的需求就迅速增长，不到20年，进口量/消费量就从1990年的6.58%增到2009年的60%（见图二）。

我国能源消费中，对外依赖程度最高的是石油，而规划中增长最快的是核电。两个事件几乎同时发生，对我们的能源战略的冲击，无异于“双峰贯耳”。迫使我们再次思考中国的能源需求。

专家之见

2011年2月25日，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周大地告诉记者，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见«中国成第一能源消费大国能耗强度是日本5倍»京华时报2011-02-26) 未来的中国到底需要多少能源？众多学者进行了预测。图三是中国能源消费的历史数据和笔者搜集到的各种未来需求预测。

学者们用的预测方法大体可分两大类，其一是直接用数学模型处理能源消费统计数据，如趋势外推、回归分析、灰色预测、谱分析等；其二是引入对经济系统内部机制的分析，如部门间的比例关系、投入产出关系、工业化进程对能源的依赖关系以及不同的经济发展规划等。这些方法内在原理各不相同，综合这些预测，可知学者们对未来能源需求的展望大体如表一。

年	均值-标准差	均值	均值+标准差
2020	34.19	42.45	50.72
2025	50.50	56.36	62.22
2030	49.63	60.83	72.04

据新华社电，国家统计局2011年3月28日发布初步核算数据，我国去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32.5亿吨标准煤。按专家们的预测，到2030年我们的能源需求很可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增长87.2%，最低限度也需增长52.7%，不排除增长121.7%的可能性。

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的于汶加，王安建，王高尚等关注能源需求“峰值”问题，他们从工业化进程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他们的结论是：

“中国能源消费‘零增长’将在2030年至2035年间到来，‘零增长’点处中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43.6亿吨油当量，人均能源消费量为2.98吨油当量；到达能源消费“零增长”前，中国累计能源需求将达756亿吨油当量。”（于汶加等«中国能源消费“零增长"何时到来» 地球学报第三十一卷第五期2010年10月）

他们预测的“零增长”点的能源需求（43.6亿吨油当量）换算成标准煤为62.3亿吨。

胃口何在？

我们的能源需求为何高速增长？它被用在了那些方向？图四、图五是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答案。

数据显示，工业是最大的能源用户，也是增长最快的用户。它1985年占总消费量的68.04%，到2007年增到71.81%，在总消费量中的份额增加了3.78个百分点。与之对比，位居第二的生活消费，1985年占15.90%。到2007年下降到10.94%，减少了4.95个百分点。很多环保组织在倡导“低碳生活”，其热情可嘉，但即使能将生活用能降低一半（考虑到现实中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总能耗也只能降低5%。

90年代后，«中国统计年鉴»将工业分成采掘业与制造业两大类，共37个子行业，在这样的行业划分下，笔者搜集到各行业历年能耗数据见图六。

数据显示：最大的耗能行业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后顺次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这8个行业。此外，其他29个行业的能耗加起不到工业能耗1/4。2008年，仅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就占到工业能耗的27.4%，再加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这四个行业就占到工业能耗的63.46%。（见图七）

数据还告诉我们：90年代，工业各行业能耗相对稳定。进入本世纪后，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为首的上述8个行业，能耗快速增长，是我国能耗扩张的主要动因。

进一步观察能耗最大的钢铁工业。它的产出主要是生铁、钢成品钢材，其历年产出见图八。

数据显示：自1957年到2008年，钢铁工业的产出扩张了两个数量级。这反映出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执着而高速的步伐。进入本世纪后，钢铁工业明显加速。从历史数据的惯性看，扩张速度将很难低于80－90年代。

数据显示：80年代以前，行业能耗持续维持在高水平；90年代中期以后，单位产品能耗持续下降，到2005年几乎下降了一半，但此后能耗下降趋势放缓。这暗示我们，90年代，利润极大化对钢铁企业的高能耗压力极大，促使其大力节能。但这一节能空间而今已基本开发殆尽，除非出现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并大规模更新行业设备，能源效率很难有进一步提高。

80-90年代，中国工业节能主要是通过轻型化，即，从原来偏重重工业、打基础，转向“短平快”、挣现钱。90年代后半期，轻工业产品开始全面过剩，此时资本已积累到相当程度，工业重新转向重化工，进入本世纪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已难于下降。

图十一显示：甚至整个国民经济也有类似的态势。自1978年后，单位GDP能耗逐波下行，但2002年后反而微幅回升。

工业加速发展，在现有的技术装备条件下节能潜力将尽，这就是当今中国对能源巨大胃口的根源。图九、十、十一暗示了一个更严峻的前景：单位GDP能耗将很难下降。

另类估计

总能耗由单位GDP能耗和GDP决定。从这个角度看，上述观察令笔者对众多专家的需求预测产生了疑虑。

我国单位GDP能耗年变化率见图十二，其中的多项式曲线为其波动的平衡位置。鉴于单位GDP能耗年变化率波动甚大，对长远估计而言，重要的是其波动的平衡位置，因而，在b.图中限制了纵轴的显示范围，以利观察平衡位置的演化。

数据显示：1972年前单位GDP能耗总体上处于上升状态，此后总体上处于下降状态，单位GDP能耗年平均下降率在0－5%之间，进入90年代后，下降速度趋缓。有人指望单位GDP能耗年均下降超过5%，很可能会沦于空想。

于汶加等在预测未来能源需求时，假设了三种经济增长情景（见表二）

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成果则认为：“‘十二五’期间GDP平均增长8%，已经是一个很积极的高水平增长目标。”（杜祥琬«能源科学发展观研究概要—我国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要点»科学时报2011-3-1）

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建国以来经济增长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波动幅度渐次收缩；其二，波动的平衡位置缓慢抬高，但总体上相当稳定，1984年以后至今维持在8.88%到10.68%之间，相差不到2个百分点。2010年，GDP增速为10.3%，波动通道的平衡位置为9.82%，上限为11.46%；下限为8.18%。（见图十三）

自1999年起，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12年的扩张周期，虽然2004年“加大宏观调控退却经济高烧”就出现在媒体头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宏观调控的“48字方针”，希望实现“软着陆”。但加速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还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才将增速压下来，然而仅两年后，增速就回到了2004年的水平。

于汶加等预计2010-2015年的经济增速为7.5%，比2010年低2.8个百分点。而从2007年到2009年的降幅才2.7个百分点，那是金融危机造成的，导致经济界一片凄风苦雨。中央政府不得不饮鸩止渴，大量投放货币，以图挽救。

至于中国工程院指望的“‘十二五’期间GDP平均增长8%”，图十三中2010年GDP增速通道的下限就是8.18%。

无论是于汶加等预计的7.5%还是工程院希望的8%，都意味着要在短期内摆脱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依赖性。图十三中增长率通道平衡位置长期位于8.88%到10.68%之间，明显偏离这个位置的增长率总会被迅速回调。这暗示，这样的增长率反映了社会经济体系的固有特征。

中国正在工业化过程之中，与之相伴的是城市化，他们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观察城市化过程，有助于判断工业化过程的走势。

图十四是城镇人口比重的历史数据和各种预测。鉴于城镇人口比重存在逻辑上的上限100%，故宜用有限增长曲线粗略观察其未来的走势。鉴于1960年以前，政策明显推动城市化，而此后到70年到末，政策又强行抑制城市化，使这一期间的数据与有限增长曲线的走势差异明显，故我们用1975年以后的数据来拟合曲线。

观察图十四，2009年的城镇人口比重已超过原国家计委宏观院课题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住区发展报告»的预测值。其它预测都在有限增长曲线附近，尽管他们各自使用了不同的理论与模型。可见2050年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极有可能沿历史惯性高速推进，此后才可能明显放缓。注意到专家们的各项预测多在有限增长曲线上方，这暗示我们，至少在2030年前，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难于放缓。于汶加和工程院报告的构想，相当于要强制克服这一过程的历史惯性。是否现实，不得而知，后果如何，殊难预料。

“治大国如烹小鲜”，谨慎的长期宏观调控目标应是令通道中心从现有的位置平稳地过渡到期望的位置。据此，假设到2050年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到时中国的GDP增速降至发达国家常见的2%。如果这一演化是平滑连续，而非突变发生的，则GDP增长率通道中心的可能轨迹见图十五，实际的增长率则在这轨迹附近波动。与历史轨迹对比，这已经是相当明显的急剧转向了----通道平衡位置从1978年到2010年，年均上升0.07个百分点；而从2010年到2050年需年均下降0.21个百分点，为上升速度的3倍。

在此假设下，再假设未来的单位GDP能耗年均下降率在图十二所示的0－5%之间，由此得出的能源需求估计见图十六：

表三：不同节能情景下的未来能耗估计（单位：亿吨标准煤）

考诸历史经验，单位GDP能耗年均下降率为0%或5%，应视为不大可能出现的极端情景；比较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年均下降率在2－3%之间。回顾表一展示的专家们的预测，这里的估计更为悲观：

2020年，众专家预测的上限是50.72亿吨，而这里的估计是：若年均下降率3%为62.14亿吨，2%则为68.85亿吨。均超出了上限。

2025年，众专家预测的上限是62.22亿吨，而这里的估计是：若年均下降率3%为79.88亿吨，2 %则为93.16亿吨。均超出了上限。

2003年，众专家预测上限是72.04亿吨，而这里的估计是：若年均下降率3%为96.79亿吨，2 %则为118.83亿吨。均超出了上限。

至于能源需求“峰值”，若年均下降率3%。峰值出现在2043年，当年需求为119.17亿吨标准煤；若年均下降率3%。峰值出现在2049年，当年需求为172.84亿吨标准煤。时间比于汶加等预计的2030年至2035年晚10年以上，数量比其预计的61.1至62.3亿吨高出一倍以上。

工业化之惑

2003年国家经贸委研究室在«中国矿业企业发展问题研究报告»中警告：

“目前我国93%的能源、80%的工业原料、70%的农业生产资料是以矿产品为原料而提供的。”“……即使资源条件较好的煤炭，到2010年前弥补报废矿井产能的精查储量缺口也高达300亿吨。”(国家经贸委研究室«中国矿业企业发展问题研究报告»　　2003-05-15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2445)

这一年夏天，全国有19个省区市拉闸限电，进入冬季又有7个省区市限电。油荒、煤荒接踵而来，国人首次实际体验到了能源危机。

以总量而论，中国能耗已位居世界前列，且仍在增长；但以人均能耗论，我们尚不及全球均值，距人们期望的“现代化”尚有相当距离。能源问题顽固地挡在了“现代化”道路面前，迫使国人思考路在何方？

2010年1月6 日《人民日报》第18版刊登的“权威论坛”的报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解振华副主任说：“到2020年⋯ ⋯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量仍将高达44亿吨标准煤左右”。这其实比多数专家预测的均值（42.45亿吨）稍高，但对此何祚庥院士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这一“预言”可靠吗? 自2001年以来，中国的能源预言家们，已多次‘过低’预测‘明年’的能源、电力的需求量。”“我们不知道历史上有哪一个大国在走上工业化，尤其是走上重型工业化进程时，会出现如此低的能耗?!”“中国现约有9亿农民，中国工业化的实现，至少要有80％即7.2亿以上的农民走上城市化。”

基于此，何祚庥担忧，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会因此半途而废，他文章的标题就是：«中国会不会走向“半个”工业化--对我国“减排”问题的若干战略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0年3期）。显然，何祚庥坚定地主张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化本质上是人均能耗推动的，所以他明确主张：

“中国在2020年以前，应尽可能高速大幅度增加一次能源的消费量，力争高速、大幅度增加中国的‘人均用能’。”（同上）

必须实现工业化，这是我们的前辈从惨痛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共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陷入分裂、战乱之中，各派政治主张间势同水火。如果要在他们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恐怕只有“工业化”了。洋务运动向往的“坚船利炮”，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毛泽东的“以钢为纲”，其目标都是指向工业化，而且是追赶者的快速工业化。这是我们前辈的基本共识。

当然，对这基本共识也不是没有异见。梁漱溟先生就将“乡村建设”置于工业化之上：

“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就是说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换言之，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以达于新社会建设的成功。”（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当年日本人主张“农业中国，工业日本”，显然是希望中国成为其工业化的原材料基地和产品市场。梁漱溟竟认为这未尝不可：

“本来国际经济竞争我们农业工业是普遍都感受压迫的；然而比较上农业终不同些。这一面固由工业先进国嫉妒我们工业起来和他争回市场，而于农业尚可放过我们一步（如所谓‘农业中国、工业日本’，他希望华北棉产发达，而不愿意纺织发达，即其一例）外，主要的还是为农业与工业根本是两回事。”（同上）。

《乡村建设理论》亦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发表于1937年。正是这一年，“工业日本”对“农业中国”发动了全面战争。

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侵略、掠夺让国人忍无可忍，对此梁漱溟另有见解：

“帝国主义以不平等条约和种种经济手段，对于中国的竞争压迫，杜绝了中国工商业的兴起，使中国免于资本主义化，这真是非常庆幸之事，我愿谢天谢地。我不否认他们重重压迫，几乎致我们死命；可是八十年来极容易走上工业资本之路的，竟得幸而免，不能不说是食他们之赐。这样，才留给我们今天讲乡村建设的机会。要不然，象俄国那样，形成一个半通不通的工业国家，最适宜于发生共产革命；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能讲乡村建设，而得讲共产主义了！”（同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缘工业化的中国，在列强欺压下，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瓦解，流民四溢，恰恰成了孕育革命的最大温床。平心而论，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思考不是没有道理。但中国不是独自生存于地球上，我们生存在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向全球大肆扩张的年代。不考虑外部环境的制约，是梁漱溟理论走进死胡同的根源。

80多年后，已被淡忘的梁漱溟理论再次复苏。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环保人士廖晓义针锋相对，提出“乡村使生活更真实”。各地政府热衷于农业产业化、“公司加农户”时，她提出“不要让大公司统治世界”。

廖晓义不是浅薄煽情之辈，她的专业是哲学，曾经是西方哲学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崇拜者；曾向往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和中国的现代化赶超；曾十分相信工业文明的市场和科技能解决任何问题，包括环境问题。然而，接触环境问题后，她发现：

“关于工业文明能够自行解决环境问题的假设，不过是人造的幻觉，而真实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环境灾难。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代价是巨大的。正是这种文明，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生存危机。”（廖晓义«回归乐活»http://www.lohaw.com/html/10/1148.html）

“失道缺德妄为，正是环境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单向依赖物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逐渐使人类心灵硬化、身体退化、环境恶化、文脉枯化。“物欲”变成“物狱”，人变成了物质的奴隶。”（同上）

“现代社会就是靠纵人欲来拉动所谓的消费和生产的。而灭天理是纵人欲的前提。现在的很多社会问题、精神问题、生态问题，本质上都是因为灭天理纵人欲”（杜娟«中国智慧拯救世界环境危机—访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 博览群书2010年 9期）

“我们不能再跟着西方的城市化方向走，走单向型的城市化。因为西方是城邦国家，它是商业文明，我们是农耕文明。我们的心理、文化、社会，关键是我们的环境是完成不了西方那样的城市化的目标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去走它那条路。”（同上）

汶川地震后，廖晓义在在灾区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开展了“乐和家园”的低碳乡村实践。其核心理念包括：以生态人居为主题的低碳环境管理、以生态产业为主体的低碳经济发展、以“治未病”为主导的低碳保健养生、以敬天惜物为内涵的低碳伦理教育、以互惠共生为特质的低碳社会建制。

廖晓义观念和实践在环保人士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同样也引起了笔者的共鸣。然而，工业化道路能轻易抛弃吗？这条道路不是中国人自己选择的，是列强用一次次战争将中国人逼上这条道路的。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就是大家族共同体下的乡村生活。“和”一直是国人的价值准则――“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连紫禁城内的三大殿都取名“保和”、“中和”、“太和”。但这样的社会面对由海盗商人主导的“文明”时，不堪一击，国人从此陷入百年屈辱、困顿之中，不得不“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廖晓义通过否定西方道路形成了自己的观念，然而却获得了2008年“克林顿基金会全球公民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位克林顿总统，在任上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肢解了一个国家。细数一下，从扔原子弹的杜鲁门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有几位美国总统没有发动或进行过对外的战争？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发表咨文，宣称美国必须而且能够在世界各地“承担义务”，运用自己强大的实力援助“自由”国家，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以确保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被世人称为“讲势不讲理”的“杜鲁门主义”。打着“Change”旗号上台的奥巴马，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大开杀戒，还将航空母舰开进黄海。对比一下“杜鲁门主义”与奥巴马的“Smart power”，除了手段之外，有可有丝毫的“Change”？

与这样的“文明”共同生存在这小小寰球上，中国能选择什么道路？

然而，我们就应当沿着当前的惯性前行吗？上述工程院报告正确地指出：

“从国内经济环境看，目前的高增长率过多依靠投资。投资率过高，一方面过多地挤压了国民收入中的消费比例，使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受到了严重制约，限制了拉动消费性内需；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扩大产能过剩，使投资效益不断下降。同时由于投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银行信贷扩张，流动性过高问题依然明显，通胀压力持续不减，导致国民财富进一步流失。”

其实，对投资的依赖，究其根源，在于以利润极大化机制配置资源，造成逐利资金与消费资金失衡，导致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运行不得不依赖海外市场和投资，当海外市场受限，全部压力就集中到投资上了。我们在过去两年的“救市”，走的就是此路。可见，对投资和高增长的依赖是结果而非原因。症结在于利润极大化机制，除非对此开刀，否则不可能消除经济系统对投资和高增长的依赖。

这样的道路一方面恶化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一方面恶化了社会系统的内部关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孕育着巨大的社会风险，盲目地沿着惯性走，很可能走向灾变。

何祚庥、廖晓义是两类观点的代表人物，他们各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而且看得相当深刻。令人不安的是，持两类观点的人们，势同水火，其间的争论有如战争。笔者愿意相信，持两类观点的朋友们，大多是真心为中华民族着想。为何不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为何不能换位思考，从对方的视角寻找问题的答案？执其一端固然容易坚定而彻底，但事关13亿人的未来，不能不多视角交汇研究，不能不通盘掂量我们的目标与受到的约束。

能源需求问题反映的是中华民族面对的困境，盼中华民族的智者们协同努力、共渡时艰，为我们的子孙找到一条道路，在这资源日益匮乏的、强权即真理的所谓“地球村”里，有尊严地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