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生态学

作者：[美]布雷特?克拉克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著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

摘要：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辩证研究使他在生态问题上有深刻的方法论洞见。这包括：代谢断裂，财富和价值之间的矛盾（罗德戴尔悖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生态马克思主义）由于试图将自己建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生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而独树一帜。

　　在一些绿色左派甚至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家看来，马克思生态学与21世纪的环境状况基本无关。马尔顿·德·卡德特（Maarten de Kadt）和塞尔瓦托·恩格尔蒂·莫罗（Salvatore Engel|Di Mauro）认为，在达尔文和马克思时期，“思考自然”还处在“一个相对较早的时代”，很多科学技术尚未取得进步[1]，因此，他们的思想对理解我们当前生态问题的直接贡献注定很小。

　　我们的论点则根本不同。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代谢方法，他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财富与积累之间矛盾的重视，他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集中关注，他对作为整体的资本的批判，为我们批判当代环境恶化、展望社会和生态转型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基础。显然，对马克思生态辩证法重要性的强调，并非因为他具体处理了我们当前遭遇的复杂生态问题，也不是因为我们提出了如下荒谬的观点：“马克思的教旨”本身就是“将自然界从资本主义中拯救出来的真正有力指针”。[2]我们的观点是：马克思的生态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批判方法，它弥补了当代生态学思想的主要缺陷，这种缺陷是没能提出一种将“自然问题”归结为社会问题的辩证的生态唯物主义。

　　在我们这个时代，提出生态学社会主义视角的那些最初尝试都没有建立在对历史即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理解之上，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阶段采用的是大杂烩的方法，各式各样的理论被折中地拼凑和合并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常常被嫁接到绿色理论中去，或者反过来。这里，自然/环境被发掘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考量维度，但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基础十分脆弱，因为它接受了“各种特定的公式”，并且谨慎地避免批判绿色理论中对“唯心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活力主义的和道德主义的强调”。它也忽视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洞见和方法的研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那些自封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试图将生态矛盾归结到经济矛盾之下，认为源自生态条件破坏（詹姆斯·奥康纳的“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矛盾”）的经济危机是生态危机的真正问题，而不是生活条件——自然本身的危机。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生态社会主义的第二个阶段试图追根溯源，回到马克思，目的是为了“理解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生态学背景”，并确定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更大维度——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如何改变所有生命赖以为生的物质条件。这种与马克思的衔接展示了受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影响的马克思，他确立了一种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其中自然和历史是辩证地互相联系的。它还将马克思的价值分析（尤其是他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矛盾的分析）与其关于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联系起来。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既是一种哲学取向，也是一种批判立场。据此，人们可以评价某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揭示在社会与自然之间辩证交往中体现出来的紧迫现实。在这里，人类社会生态地、历史地植根于物质世界中。马克思的生态学方法使我们更易于把握自然与社会的矛盾，因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仍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马克思与代谢断裂　　

　　作为建构生态学唯物主义的一部分，马克思考虑到自然系统的再生和/或延续，他认为，自然系统恰如营养循环一样，具有一种特殊的代谢（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功能，其运行独立于人类社会，并与人类社会发生关系。因此，存在着支配物质间交换的特定控制程序。马克思将“代谢”概念扩展到人类与自然的交往中，他认为，人类与地球之间必然存在“代谢交换”，自然过程——如泥土的营养循环、碳循环、树木的生长和结出果实等等——支撑了人类生存。因此，“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过程提供活动场所”[3]。它提供了“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4]。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代谢交换——人类通过它积极地改变地球——的一部分。他写道：“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5]

　　马克思强调了人类是如何依靠自然并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创造历史的。同时，他运用社会代谢这一概念指称物质和能量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交换”。他指出，不但“自然赋予的条件”使自然系统再生，而且，在特定的社会交往形式下，人类也有能力影响这些过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物理学中热力学成就的研究中，对代谢的分析在概念上是完整的。

　　从生态上规定了社会之后，马克思从历史角度定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社会代谢，这种生产方式影响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在这里，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向了代谢分析。资本主义注定是一种永不停息地进行资本积累的制度，积累是“整个经济制度的主观目标和马达动力”。[6]结果，资本主义被永无止境的增长所推动。这种增长在一个不断重复积累的过程中和一个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进行着，因为“货币资本被转化为商品（通过生产）之后，它就必须被出售出去以赚取更多货币，实现原始价值以及附加价值或剩余价值”[7]。这种对扩张和积累“贪得无厌的胃口”通过竞争和资本的积累、集中而得到加强。既然自然是被用来为工业提供燃料并生产用于销售的商品，这种增长就需要原材料和能源。这种对不断增长的内在冲动加剧了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代谢，增加了对自然的需求。新技术被用来扩大生产和降低劳动力成本。结果，资本主义与自然陷入了一种“持久的冲突”之中。[8]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导致了一个有限世界中普遍的生态退化和污染，而且，对自然的系统开发将破坏那些支撑生态系统再生产的自然循环和过程。

　　资本主义的社会代谢日益与自然代谢相脱离，导致了自然循环和过程的断裂。结果就导致了对自然赋予的、调控社会生产的规律——它维持了自然环境——的违反，从而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生态危机。在19世纪英国出现土壤危机的背景下，马克思证明了这种代谢分析。他指出，土壤需要特定的养分以保持其生产作物的能力，随着作物生长，它们会摄取这些养分。但是，由于圈地运动导致的城乡分离，逐渐将人口集中在城市。结果，食品和纤维从乡村被运到遥远的市场，使土壤养分被转移到城市。在那里，它们被堆成垃圾，而不是被运回土壤。马克思认为，这类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9]结果，在营养循环中，一种代谢断裂产生了。

　　养分转移与积累过程紧密相联，而且逐渐在国家和国家的层次上发生。养分不能被回收至土地。受单调的积累的影响，为了支撑和提高在城市市场中销售的食物与纤维的产量，一些集约化农业耕作方式——除了采用化肥鸟粪，还包括大量进口骨骼和鸟粪——也被采用。这些做法并没有根治代谢断裂。土壤肥力继续被浪费，土壤必需的养分也不断被耗尽。

　　资本主义的社会代谢秩序与生态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扩张是分不开的。19世纪英国的集约型农业生产导致了全球性的代谢断裂，这是因为数百万吨秘鲁和智利的鸟粪和硝酸盐被运往北方，为被耗尽了肥力的土壤补充养分。这种国际贸易涉及对自然和劳动力剥削的不均衡。9万多中国人被“进口”——经常在暴力威胁下——到秘鲁的种植园和铁路工作。马克思对华工苦力劳动制度的评价是“比奴隶工人还要悲惨”。滋养了北方土壤的肥料，是与华工的被剥削和被人为缩短的寿命、秘鲁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一种自然资源的被耗尽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的代谢分析指向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在修复由其造成的所有断裂时，不是遵循自然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比如在面临土壤养分被彻底耗尽时采用化肥来维持生产，而这并没有真正面对代谢断裂的社会原因。这些人工的解决方案只是简单地把问题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却带来了更多的环境问题，并且使整个问题复杂化。在今天，对化肥的广泛使用已经导致了水土流失、河道污染，并使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营养超载。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导致的生态后果就远远超出了其所在的直接环境，并且引起与粮食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生态系统的退化。

　　马克思生态学致力于为研究社会和自然之间的交换提供一种强有力的方法，同时将一个生态系统的特定生态环境（和更大的自然之网）以及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特定社会交往考虑进来。在此，诸多环境问题如果采用了借助于代谢分析的生态唯物主义方法，就能够得到历史的和生态的解决。这个方法的有效性在近来的一些研究——将代谢分析扩展到当代生态问题——中被显示出来。

　　为了制造生产所用的机械动力和支撑国家间不平等的贸易往来，资本主义增长开始逐渐依赖于燃烧矿石燃料。这种经济扩张是通过开采地下能源储存来实现的，它导致了大量二氧化碳被排至大气层。与此同时，由于森林被不断砍伐，其碳吸收能力也在减弱。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碳代谢导致全球气候变化，把人类推向一个将根本改变生态环境的临界点。

　　马克思的代谢分析已被扩展到对海洋环境的分析，这里，人类的过度捕捞已经改变了海洋生态系统，破坏了鱼类数量自我恢复的能力，导致渔业崩溃。在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连接水系和食物链的精致网络正受到威胁。在19世纪马克思考察土壤危机的同时，菲利普·曼克斯（Philip Mancus）就指出了由于土壤养分不断被消耗，土壤问题将顽固地继续存在。结果，资本主义的农业企业开始依赖于化肥在被耗尽养分的土地上生产粮食——按资本主义制度需要的速度和规模。[10]这些代谢分析揭示了与资本主义增长相连的社会与自然的脱节，代谢断裂在一个接一个的生态系统中产生，在强度和规模上都成倍地增加——因为这个制度的社会代谢在每条战线上都被推向了对自然的征服。

　　这种生态学的唯物主义代谢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可持续性，因为这个世界被归结为资本的逻辑，并且世界上每个领域都被当作一种用来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马克思清晰地概括了资本的这种贪得无厌的本性，他指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1]

　　马克思认为，用一种新的社会代谢秩序去阻滞资本主义的破坏趋势——大体包括代谢断裂和生态退化——已变得十分必要。他展望了一种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体系，从事代谢恢复并遵循社会和自然的再生产规律，从而确保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交换不会破坏生活环境。

　　马克思与罗德戴尔悖论　　

　　马克思的很多工作都集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而且这种批判经常被指责为他对劳动价值论的强调使他自己与带有生态学意蕴的价值分析处于直接的对立之中。然而，这种价值分析将自然本身考虑进来，因此正是当今时代所需要的。路易斯·巴博萨（Luiz Barbosa）宣称，马克思“相信原材料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免费礼物，正是劳动力本身才赋其价值，因此，马克思没有注意到自然的内在价值”。[12]同样，让·保罗·德利热（Jean|Paul Deléage）也抱怨道，在使劳动力成为价值的唯一源泉时，马克思“没有赋予自然资源以任何内在价值”。[13]颇有哲学意蕴的是，乔尔·科沃尔（Joel Kovel）认为，马克思在固执于自然的使用价值时，没有看出“将使用价值与自然的内在价值（也即“自为存在”的自然）区分开来的需要”，因此，批判马克思“对自然的内在价值的近视”是成立的。 [14]

　　这些观点就是第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和绿色主流分析）的明显特征。它们批评马克思在分析自然的价值时使用了非生态学的方法，同时也没追溯其实际观点的历史根源。相反，我们如果仔细考察马克思关于价值/财富的分析及其与生态学的关系，那么就会发现这是其生态学中的优点而非缺点。

　　大多数批评之所以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是反生态学的，是因为没有成功地将马克思的分析理解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解剖。马克思在其批判中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如自然的馈赠和价值规律，并不是自己发明的，而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借用过来的。他承认这些概念范畴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趋势，并且也承认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超越而试图获得超越这些概念范畴本身。马克思是一位追踪资本主义“病毒”的科学家，并一直寻求一种根治。

　　将自然看作是免费馈赠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且在马克思之前很久就已被马尔萨斯提出。马克思虽然将其当作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现实，然而他对这个观点中蕴含的社会的和生态的矛盾却有着清醒的意识。因此，马克思在其《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多次批评了马尔萨斯基于“重农主义的观念”将环境当作“自然对人类的免费馈赠”，而没有认识到它实际上是由资本所催生的、历史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对马克思来说，这些观点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的强调，揭示了自然与一种“掠夺”自然的积累制度之间的矛盾。这种关系成为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一部分，但不能被不加区分地当作所有社会形式的普遍规律。

　　尽管如此，自从将自然当作“免费的馈赠”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来，它被新古典经济学继续看作一个基本命题。这个观点在伟大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著作中反复被当作一项基本原理，并且在正统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不断被提出。

　　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看起来也许特别糟糕，因为它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但是，同样是在这里，我们通过认真的审视发现，结果恰恰相反，劳动价值论并不只限于马克思。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它有着一段光辉的历史。此外，劳动价值理论方法表面的反生态性质与将价值、财产和财富混淆起来是有关的。从一开始，财富就与洛克所谓的“内在价值”相关联，并且被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称为“使用价值”。它被认为只有自然的、质的性质，而与“交换价值”即数量价值（或简称价值）——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支出的结果——没有关系。因此，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看来，在减少财富（与使用价值或内在价值相关）时，增加价值（在交换价值的意义上）是可能的。如果人类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成价值的基础——是财富的一个来源，那么自然则是财富的另一个来源。在马克思看来，正是那些将劳动作为财富的唯一源泉的人把“超自然的创造力”赋予了劳动。相反，马克思引述威廉·配第的话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5]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未能将自然纳入到价值核算中去以及混淆价值与财富的趋势，就是这个制度的根本矛盾。它反映了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支配，以及为了积累而对自然的掠夺。因此，用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的话说，“那些指责马克思没有赋予自然价值归的人”，“应该将他们的批判转向资本主义自身”。[16]

　　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通过以牺牲自然（使用价值/内在价值）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来实现资本增值（交换价值的提高）。这在罗德戴尔悖论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罗德戴尔伯爵八世詹姆斯·梅特兰（James Maitland，1759—1839）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的研究》（1819）中认为，在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之间存在着一个矛盾，以至于后者的增加一般会削弱前者。他写道，公共财富“可以被准确定义为包括人类所欲求的所有对其有益的或令其愉快的东西”，这类物品有使用价值，因此构成财富。但与财富相反的价值（或交换价值）则要求某种额外的东西，包括“人所欲求的所有的对其有益的或令其愉快的东西，其存在一定程度的稀缺性”。罗德戴尔认为，如果某人能在诸如水、空气和食物这些丰富而必要的生活用品中造成稀缺，那么他就能够以牺牲公众财富为代价而增加私人和国家财富。例如，如果某人垄断了原先可免费获得的水，对井进行收费，以至于使公众获得水资源（也即公共财富）的机会被减少而且逐渐变渴，他就能够扩大国家财富。

　　罗德戴尔解释了在丰收季节荷兰殖民者怎样焚烧“香料”或雇佣当地人把肉豆蔻树的花蕾或绿叶摘掉，弗吉尼亚州的庄园主怎样不时地被要求按在田地中工作的奴隶数量焚烧一定数量的烟草，等等。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想通过毁掉公共财富来增加私人财富。罗德戴尔写道：“这个原理被那些人——其兴趣只在于利用它取得收益——理解得如此真切”，“以至于除了不可能出现的普遍联合，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阻止私人贪欲对公共财富的掠夺”。[17]

　　对于马克思来说，罗德戴尔的论断是古典经济学家中承认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矛盾的主要典范，他认为，“罗德戴尔把他的体系建立在这两种价值的反比例”[18]。这一洞见对古典经济学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马克思引述了李嘉图的观点认为，罗德戴尔悖论揭示了将价值（交换价值）和财富（使用价值）从概念上区分开来的重要性。马克思本人对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进行的。在对代谢断裂的分析中，马克思一贯认为工业化的农业对土地的掠夺，从而对自然和公共财富的掠夺，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扩张和积累。

　　马克思认为，为了使一种自然资源变成一种交换价值的来源，它必须被垄断和被异化。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常常导致公共财富在私人财富的膨胀过程中遭到破坏。因此，为少数人利益而进行的资本积累常常与整个社会财富的减少结伴而行。资本积累对建立马克思理想社会的生产力是十分重要的。它在其创造性活动中的破坏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就必须被废除——仅仅是为了保护生命本身。

　　马克思对因积累导致自然财富被破坏的分析在其地租理论——研究了因谋取私利而对土地/自然的垄断所导致的后果——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正是在这里，对代谢断裂的分析与对资本增殖（把自然当作免费馈赠）在生态方面的破坏的分析——产生了罗德戴尔悖论——被结合起来了。因此，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经常提到可持续性的条件以及为了后代保护好地球的必要。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任何人（甚至整个社会或所有社会）都不能将地球据为己有。为了未来的世世代代，我们必须以良好的家政管理原则来保护好地球。要使这成为可能，人类与自然需要之间的代谢关系必须被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根据他们的以及他们后代的需要合理地予以调控，同时又要保存好这个过程中的能量。对马克思来说，对自然的保护常常是从特别人性的视角——在保护使用价值的术语中得到阐发——来观察的。但是，他有时也指出自然也具有不能仅仅被归结为商品的权利。因此，他引述了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在批判自然仅仅被归结为商品时的著名论断，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社会里“一切生灵，水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植物，都成了财产；但是，生灵也应该获得自由”[19]。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一个“生态学的基本三角关系”从马克思思想（与查韦斯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三角关系”相关——也源于马克思）中浮现出来了：（1）对自然的社会使用，而不是对自然的所有权；（2）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人与自然之间代谢的合理调节；以及（3）满足共有需求——不仅是当前的，而且还是子孙后代的需求。

　　资本主义与21世纪生态危机　　

　　我们正面临一个地球上每个生态系统都正在衰退着的世界，本世纪内现有物种中有一半将灭绝，碳排放量正在以10倍于过去10年的速度增长，将这个世界推向一条加速气候变化的道路。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生态学对正在威胁着整个地球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具有什么意义？能否给当今时代的我们带来某些启示呢？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学在今天具有方法论意义，主要是因为它代表了对资本主义实践的超越。这里，我们借助马克思对代谢断裂的分析、对财富—价值的矛盾及其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解。它们与罗德戴尔悖论是相一致的。资本积累需要不断扩大自然分工和劳动分工。这种扩大了的自然分工不再是一种对自然的社会分工。在这种社会分工中，地球的不同景观和物种被人类在这样一种环境——为了自然的再生产——中使用。相反，扩大了的自然分工是一种对自然的详细的/异化的分工，这种分工打破了自然过程的循环，导致了生态断裂。自然界就是在这种方式中得到再造，目的就是为实现资本积累，而不顾理性科学的训导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今天，磷矿的开采主要是用于生产化肥（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生产者），而现代农业企业对磷的过度使用，已经造成整个地球环境的毒化，化肥流失在沿海地区，造成了许多死亡地带。目前，世界上有超过400个这样的死亡地带。这些事件不仅意味资本主义生产不可避免地造成代谢断裂，而且意味着因追逐私人财富而导致公共财富迅速减少。

　　在应对当前环境问题时，主流经济学最喜欢的反应就是寻找办法给自然定价，将自然资源转变为自然资本，并把气候纳入市场（通过排放交易）。其中的假设就是：私人积累是有效率的（在某种绝对的意义上），将市场机制扩展到未定价或低定价的自然资源而带来的效率提高将足以解决环境问题。然而，这种观点往往对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与财富不作区分。因此，他们只关注国民收入能否继续提高，而忽视了更为广泛的后果。

　　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认为，随着资源变得更加稀缺，其价格将会上升，其利用效率将会提高，其替代品也会被找到。[20]因此，市场为生态问题和“增长极限”提供了自动的解决方案。然而，索洛的论证太依赖于交换价值，以至于他没有注意到随着价格的上升，对资源的利用可能会以比提高了的效率更快的速度增长，因此资源枯竭将会加速。他对替代品的强调往往低估了既有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并掩盖了如下事实：这些替代品（它们本身不能被看作自然的免费馈赠）可能会被开发得更快。换句话说，整个主张没有看出：自然财富正在被耗尽并且更为糟糕的是被肢解了，给地球及其居住者造成长期的严重后果。虽然索洛的主张低估了自然资源的地位，但是，恩格斯——像马克思一样认为积累会破坏自然财富——在一封致马克思的信中控诉了资本积累对“能的储备——煤炭、矿山、森林等等方面的浪费的情况”。[21]

　　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曾在一篇题为《罗德戴尔悖论的回归》的文中认为，当前的生态矛盾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加尖锐。他写道，随着世界“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变得更加拥挤”，“以前免费的物品开始变得稀缺起来并获得了一种大于零的价格。因此，我们在享受私人财富增加并且倔强地引以为豪时，没有注意到公共财富正在减少。罗德戴尔悖论似乎正是我们按照交换价值衡量财富而付出的代价”。[22]罗德戴尔在19世纪就将水当作一种潜在的稀缺资源，如果它变得短缺或被垄断，就能导致私人财富的增加，而掩盖了对公共财富的危险性破坏。今天的淡水资源逐渐变得稀缺，并且作为一种“解决办法”，资本主义制度正在推行对水的私有化——这会再次增加私人财富，并且只会使生态稀缺性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所有这些都会引向其他一些关键的生态问题：碳排放交易市场——允许以碳交易为依据而进行资本积累——一旦建立将会发生什么？当私人财富扩张时，碳排放交易市场能够保护所有人最重要形式的公共财富（气候）吗？或者能使公共财富结束减少（或至少不保持）吗？当全球代谢断裂扩大时，建立一个碳交易市场的企图是不是充其量只是转移了问题？只是进一步遏制而不是解决马克思所关注的罗德戴尔悖论有什么样的危险呢？

　　正如巴里·康麦纳（Barry Commoner）很早以前就指出的，本质的问题可以追溯到这个事实：构成自然过程的循环正在被变成断裂的、线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私人积累是相匹配的它在一个不断扩大的规模上发生着，给越发脆弱的生态系统带来了无法承受的负担。[23]由此造成的全球性生态断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得不继续扩大。由此可知：对地球的诊治，只有寄希望于在一个利他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态学的基本三角关系得到恢复。正如艾萨克·德茨舍（Issac Deutscher）在其《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所说：“人类为了生存下来，必须联合起来；如果不在社会主义中寻找人类的联合，我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呢？”[24]

注释：

　　[1] Maarten de Kadt and Salvatore Engel|Di Mauro，“Failed Promise，” 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 12 (2001)：50-54.

　　[2][14] Joel Kovel，The Enemy of Nature，New York：Zed Books，2002，pp.210-211.

　　[3][5][9][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207—208、579、56—5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84页。

　　[6] Paul Sweezy，“Capitalism and the Environment，” Monthly Review 41，no.2 (1989)：1-10.

　　[7] John Bellamy Foster，“The Treadmill of Accumulation，”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18，no.1 (2005)：14.

　　[8] Allan Schnaiberg and Kenneth A.Gould，Environment and Societ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

　　[10] Rebecca Clausen and Brett Clark，“The Metabolic Rift and Marine Ecology，”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18，no.4 (2005)：422-444; Philip Mancus，“Nitrogen Fertilizer Dependency and Its Contradictions，” Rural Sociology 272，no.2 (2007)：269-288.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393页。

　　[12] Luiz C.Barbosa，“Theories i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Kenneth A.Gould and Tammy Lewis，ed.，Twenty Lessons i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

　　[13] Jean|Paul Deléage，“Eco|Marx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artin OConnor，ed.，Is Capitalism Sustainable? New York：Guilford，1994，p.48.

　　[16] Paul Burkett，Marx and Nature:A Read and Green Perspectiv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9.p.99.

　　[17] James Maitland，Earl of Lauderdale，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Public Wealth and into the Means and Causes of its Increase，Edinburgh：Archibald Constable and Co.，1819，pp.37-59.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8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20] Robert Solow，“Is the End of the World at Hand?，” in Andrew Weintraub，Eli Schwartz，and J.Richard Aronson，ed.，The Economic Growth Controversy，White Plains，New York：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1973，pp.39-61.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129页。

　　[22] Herman Daly，“The Return of Lauderdale"s Paradox，” Ecological Economics 25 (1988)，pp.21-23.See also Herman Daly and John Cobb，For the Common Good，Boston：Beacon Press，1994，pp.147-48.

　　[23] Barry Commoner，The Closing Circle，New York：Alfred A.Knopf，1971.

　　[24] Issac Deutscher，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110-114.

　　（作者：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教授；译者：孙要良，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