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总理周恩来的公仆风范

作者：曹应旺来源：新周报 2025-11-22

导读

在群星灿烂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毛泽东扮演的是总战略家、理论家、总决策者的角色，周恩来扮演的是总管家、实干家、总执行者的角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共和国总理，一直到去世。“主席”和“总理”分别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代名词。在总理这个位置上，周恩来共任职26年3个月零7天。

主动扮演执行者和管理者角色

早在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常常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管理者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如此。周恩来多次对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说，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

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他，为什么不做些理论工作。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在转战陕北及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世界上最小最简陋的指挥所里运筹决策，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毛泽东主战略思考，周恩来主组织实施，二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在1972年中美握手的重大外交事件中，总决策者是毛泽东，具体做好这件事的是周恩来。尼克松回忆说：“谈到具体的国际问题，毛泽东在1972年会晤时一开头就说，‘那些不是应该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尼克松说：“毛是政治局的主席，即使在风烛残年也仍然是公认的领袖。而周是总执行官。”

毛泽东早已看到这一关系。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尼克松羡慕毛泽东有周恩来这样的好帮手。

新中国成立时，斯大林也羡慕毛泽东有周恩来这样一位现成的总理。米高扬甚至说，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

毛泽东信任周恩来，尊重周恩来，把周恩来那里看成办事的中心，许多大事都交给周恩来去办。毛泽东对周恩来，有时见面亲切地称呼“恩来”，有时在急件上直呼“周”，有时在书信中称呼“周总理”，有时则称呼“总理”。毛泽东在与他人交往中，直接地呼姓或完全以职务代称是极其少见的。

为新中国的政务国务呕心沥血

周恩来总管全国政务、国务，中心是经济工作。可是，新中国接收的是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摊子，连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造不了。周恩来同毛泽东等一起制定了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发展目标，并同陈云、李富春等一起具体组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后来，在总结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和我们自己搞“大跃进”破坏了农业的教训，周恩来又同毛泽东等一起，改工业化的目标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周恩来担任总理时，兼任外交部长近9年。自1958年2月开始，他不再兼任外长，但仍然主管外交工作。

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坚持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是周恩来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就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独立，坚持独立自主。将这一方针具体化的是周恩来。

求同存异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周恩来外交智慧最具魅力的一个范畴。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呼吁：“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正是求同存异，保证了万隆会议的成功。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之间的坚冰开始融化，保证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的根本办法也是求同存异。

1949年，周恩来担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副主席，1954年之后担任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主席，直到去世，是总管全国政协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领导人。

早在1957年，周恩来就指出：“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他认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是，“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正因有这样的认识，在西方国家封锁中国时，香港对打破封锁发挥了特殊作用。

为解决台湾问题，1963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了“一纲四目”的指导方针。“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都尊重蒋介石与陈诚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都由蒋介石与陈诚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都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等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与陈诚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这些认识正是后来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先河。

在军事方面，周恩来是中共最早从事军事工作、最早认识到军事工作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他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1952年夏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周恩来不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作为总理，他仍然要管理国防事务，经手军事工作，为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制成功花费了大量心血。

他喜欢说：“我是总服务员”

周恩来生前，一直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牌。他喜欢说：“我是总服务员。”

吃饭问题是人民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周恩来对这个问题操心最多。特别是“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为解决粮荒，花了很大精力。

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还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

吃，不仅要吃粮，而且还要吃油。周恩来认为“油料作物是副食品中最重要的一种东西”，要求各地重视油料作物种植。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在出访中了解到地中海沿岸国家油橄榄出油率高，对解决人民吃油问题很有好处，便决定从阿尔巴尼亚引种油橄榄树。回国后，他在昆明海口林场栽下第一株油橄榄树。

穿衣是仅次于吃饭的另一个问题。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对棉花工作抓得更紧了。在1962年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对代表们说：“你们回去，一定要找县委第一书记，说棉花生产，中央不仅有几位副总理在抓，总理也在抓。”

对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周恩来要求在搞好公共工程及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搞好民用住宅及设施的建设。对农村水库建设移民的住房安排，周恩来特别重视。密云水库建设时，有5万多人需要迁移。1959年5月19日，周恩来视察密云水库，对密云县委书记阎振峰说：“你是县委书记，老乡的房子盖了多少?你要赶紧盖，不然老乡要对我们有意见的。也会影响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以后我每月都要问你，你要是不盖好，我就月月催你。”

行的方面，周恩来提出发展经济，交通先行，不仅重视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的建设，而且重视发展公共交通。1954年，群众反映北京公共汽车太拥挤。为了解公共交通情况，周恩来带着秘书上了公共汽车，下来后又上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回到西花厅后，他很快同有关人员讨论并制定了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1970年4月，周恩来视察北京地下铁道，对道轨、路基、车厢、站台一一作出具体指示，甚至连车厢里座位窄了点，胖人坐不下，他也想到了。

针对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周恩来反复强调把人口增长率降下来。1963年6月19日，周恩来在黑龙江大庆得知女职工李英积极响应计划生育号召，只生了一个孩子，十分高兴，希望大家向李英学习，并同抱着孩子的李英合影留念。人民大会堂女服务员刘桂兰积极响应晚婚号召，到28岁才结婚。周恩来得知后深为赞赏，并和邓颖超一起参加婚礼，向新婚夫妇赠送了一束鲜花。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总理，“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本版文章据《党史博览》曹应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