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大使耿飚：创造过新中国外交史上多个第一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耿飚，在他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有半数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外交岗位上。他既是政府外交的大家，先后担任过驻六国大使，也是政党外交家、军事外交家和议会外交家，创造过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多个第一。就从事多方位、多领域的外交来说，中国外交界迄今无人能出其右，世界外交史上也无人像耿飚一样，一生能在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军事外交和议会外交的舞台上，连轴登场，亮点纷呈，创造纪录。

1961年9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贺龙、陈毅会见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与王后，耿飚陪同

从开国将军到驻外大使

耿飚是新中国出使西方的第一位大使。1950年元旦刚过，十九兵团政委李志民笑眯眯地对副司令员耿飚说：“老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来了命令，要调你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听到这个消息，耿飚深感意外，一时担心自己不懂外语做不了大使。但是，毛泽东在接见首批驻外大使时的讲话消除了他的疑虑。毛泽东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么，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说到这里，毛泽东看着耿飚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中瑞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之间、我国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而且也有助于世界和平。

1950年7月初，耿飚偕同使馆工作人员连同家属数十人，乘国际列车离开北京向莫斯科进发。当时到欧洲，还没有民航班机，—般是乘火车经莫斯科转赴各国。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国际列车，也是第一次出国。1950年，在我的生涯中是充满了许多‘第一次’的转折之年：第一次从部队转入外交战线，第一次当驻外大使，第一次穿西装，第一次吃西餐，第一次越过国界，第一次途经列宁的故乡……后面还有许多‘第一次’在等着。”实际上，耿飚后面的许多第一次，对新中国外交来说也是第一次。耿飚在瑞典的工作初步开展后，便先后赴丹麦(1950年11月)和芬兰(1951年3月)筹建驻丹、驻芬使馆，并分别向丹麦国王斐德烈九世和芬兰共和国巴锡基维总统呈递了国书。耿飚出使瑞典期间，就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进行了直接接触。虽然当时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机还不成熟，但他为此作出的努力却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不可忘记的一页。

1956年初，耿飚转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当年底，周总理出访印度、巴基斯坦等五国。他向周总理建议：“您访问印度时，如果印方安排您到尼赫鲁总理家乡访问，最好别去。因为，据我所知，尼赫鲁家乡在克什米尔南部印度实际控制区。您访印时如果在尼赫鲁陪同下到他故乡去访问，就会造成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印度、反对巴基斯坦的误解……”周总理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耿说：“你这个意见提醒了我，提得好!”后来，周总理访印时果然婉拒了印方邀请，未去克什米尔访问。

1960年1月，他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主管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业务。当时，一个办公室里往往要挤好几个人，即使副部长也是两个人合用一个办公室。他和姬鹏飞桌靠桌、面对面办公。担任副外长期间，协助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处理了大量涉外案件，参与或主持起草了一批重要的外交文件。特别是抓了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四国签订边界条约或协定的工作。

1975年9月7日，耿飚(右三)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维洱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63年，耿飚出任驻缅甸大使。他不辱使命，在促进中缅友谊与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67年初，他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因与驻法国大使黄镇联名写大字报，反对打倒陈毅而被打成“耿黄反党集团”，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下半年，在毛泽东亲自过问和周总理再三督促下，他和黄镇才得以从“牛棚”解放出来。毛泽东说：他们反对打倒陈毅，这没有什么错;他们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王力的讲话，那不但没有错，而且反得对、反得好。周恩来将他和黄列入九大代表名单。接着，两人均在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耿飚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出任大使是被派驻阿尔巴尼亚。1969年5月6日，周总理找他谈话，说：派中央委员去任大使，表明我国对发展中阿关系的重视。阿是当前我国外交的重点国家之一。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希望你尽快赴任。5月16日，耿飚抵达阿首都地拉那，阿方对他破格接待。驻阿期间，他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见。耿飚认为，对外援助，一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如果有求必允，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必然加重我经济困难。他给当时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信反映上述情况，建议对援阿规模、内容和方法，重新考虑，通盘修改。毛泽东看了报告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从政府外交到政党外交

驻阿一年多时，一次意外事故使耿飚不得不提前回国。一天，他踩着椅子擦玻璃窗，不留神摔伤，左腿骨断裂，只好回国治疗。回京后，周总理向他传达了中央决定：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于是，他结束大使任期，于1971年1月起正式出任中联部部长。

中联部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门，以前的联络对象是各国共产党。怎样拓宽我党对外交往呢?耿飚冒出了一个当时很敏感、很大胆的想法：是否可以同各国社会党进行交往?是否可以同第三世界国家中主张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政党甚至执政党建立关系?对于后者，他在任驻缅甸大使时，就已有过这样的想法。中缅两国政府间合作较为密切，但两国执政党之间却没有交往。当时奈温将军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执政党主席。耿飚认为，如果中缅两国执政党之间也建立关系，可进一步促进双方友好合作。他带着这个问题向周总理请示，得到了总理的支持，由此拓宽了我党党际外交的新路子。

耿飚在政党外交中坚持讲政治，坚决为国内大局服务。一次，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访问我国，由中联部负责接待，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与外宾会谈并陪同赴外地访问。总理指示：在外地活动中要突出邓小平同志。总理预见到“四人帮”会排斥邓小平，故而有此指示。但是，王洪文硬是挤进来参加活动。赴上海前夕，王通知中联部准备两架专机，他陪同黎笋乘第一架专机先走，邓则乘第二架后面赶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王的用心：使得在上海机场的欢迎场面中没有邓小平的镜头，从而突出王自己。耿拒绝了王的要求，并事先吩咐随行的中联部工作人员做好准备。果然，在机场迎宾活动和后来的参观活动中，上海市革委会使用各种手段排斥邓小平。这时，中联部人员则尽量把邓小平和外宾拉在—起，从而使王的企图落空。虽然王对耿怒目而视，但他处之泰然。

也许是因为担任过中联部部长，耿飚对政党外交情有独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还应法国社会党邀请，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了法国。代表团成员中有中联部部长朱良等。当时法国是社会党政府执政，所以这次访法，也是中法两个执政党之间的一次重要交往。访问期间，耿飚同法国社会党总书记若斯潘(后来任法国总理)及该党其他领导人进行会谈和交流，就发展两党关系及广泛的国际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从政党外交到军事外交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耿飚就有从事军事外交的经历。1944年秋，周恩来让他陪同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当时骑马千里行军，且要通过敌占区，必然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耿飚一方面使他们遵守行军纪律，共同克服困难，顺利到达了目的地;另一方面，向他们介绍我方军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情况，同时又注意内外有别，保守机密。1946年，耿飚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与美军代表多次打交道，为此，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特别授予他少将军衔。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当晚，担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持华国锋手令，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掌握了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电视台。随后，在中央宣传部未恢复前，他担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在1977年8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上，他相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次年3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邓小平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处理外交事务，领导和协调各对外部门的工作。1979年1月，兼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81年3月，改任国防部部长。在此期间，加强了我军与外军的交流与合作。

1978年7月，耿飚副总理访问牙买加时与曼利总理会谈

1980年6月，耿飚率我国军事代表团访美。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副总理率领的访美军事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中有副总长刘华清等我军高级将领。访美期间，受到卡特总统接见，并和美国防部部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讨论了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和合作问题。美方特地为他们举行了海军演习。

1980年耿飚与刘华清将军访美

耿飚把对外交往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有机结合起来。访问华盛顿时，他特意到居住在美国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蔡文治家做客。蔡和他是老相识。1946年初，他作为北平军调部我方代表团副参谋长，参加三方(我方、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参谋长会议，当时蔡以国民党代表团参谋长的身份参加。他和蔡多次打交道，每次都争论得脸红脖子粗。蔡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过去我站在国民党方面，与贵党贵军为敌，回想起来，深感内疚。”耿说：“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了!爱国不分先后，希望蔡先生今后能为海峡两岸的交往起促进作用，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贡献力量。”回国后，他建议叶剑英邀请蔡来华访问。后来，蔡夫妇几次回国，也到他家做客。

从军事外交到议会外交

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上，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我国人大第一次设立外事委员会。从此，他开始致力于议会外交。

推动全国人大代表团参加各国议会联盟(以下简称“议联”)，是耿飚开展议会外交中的一件大事。“议联”是世界各国议会和议员之间进行联系和合作的一个国际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每年召开两次大会，讨论裁军、环境、种族歧视等国际问题，也讨论非洲饥荒、局部战争等具体事项。大会议题往往和联合国讨论的议题相呼应，因而对联合国会议的决议和国际舆论有着一定的影响。同时，对各国议会讨论有关问题也有相当影响。“议联”还单独或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共同组织召开一些专门会议。

早在1955年7月，全国人大就曾组成由副委员长彭真为团长的，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的中国人大代表团，申请参加“议联”，并准备出席这年召开的“议联”第44届大会。但是，美国一方面阻挠我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方面又阻挠我人大代表团参加“议联”。人大外委会成立后，耿飚把加入“议联”作为重要任务来抓。他主持起草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入各国议会联盟的报告。彭真委员长召开委员长会议扩大会，专题讨论外委会的报告。1983年12月8日，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我国人大代表参加“议联”的决定。常委会还决定由耿飚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4月上旬在日内瓦举行的“议联”第71届大会。4月2日，先于大会举行的“议联”理事会通过决议，接纳我国人大代表团为“议联”成员。大会热烈欢迎我人大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议联”会议。会后，人大常委会外委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与“议联”执行机构秘书处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就有关工作进行了密切合作，全国人大和各国议会的往来也越来越频繁。

耿飚91岁高龄时逝世，中央关于耿飚同志的生平介绍中特别称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世界外交史上，既是革命家、军事家，又是外交家，这样的人物确实罕见。

(原题：《耿飚将军的外交传奇》)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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