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文：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古代文论创造性转化

董学文

摘要：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环节。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只有靠马克思主义指导才能完成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那些在创造性转化之后仍能展现出新的理论魅力和辩证风采的古代文论观念、命题和术语，才是构建当代中国自主文论体系不可或缺的资源。激活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力是为了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更具新时代气象，更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

中国古代文论绵延数千年，有着丰厚的思想传统，形成极具特色的话语系统，体现了中国人长期积累的审美智慧和经验，蕴含着中华民族文艺发展独有的密码与基因。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重要根基，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或缺的资源。激活它的生命力，使其同时代文化相适应、同社会需求相协调，使其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有机成分，这是古代文论研究的神圣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①，是唯一途径和根本遵循。

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不仅仅是个口号，同时也是具体方针与措施，其中包含许多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要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转化”?存在实现“转化”的可能性吗?怎么“转化”才算是有“创造性”?哪些观念、命题和术语可以“转化”?“转化”的目的是什么?“转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什么关系?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对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一、为什么要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

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其前提条件是古代文论要具有“转化”的可能。如果没有这种可能，那所谓“转化”，所谓“创造性”，就是一句空话。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国古代史一样，是个极为丰饶的富矿。在它的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②。中国古代文论蕴藏着无数可资借鉴的宝藏，具有转化的价值和功能，能够“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③。

从现实需求和历史经验上看，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也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在文艺理论上，我们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④，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从本土文艺实践和文论资源中开掘新理论要素，则是必然的选择。严格地讲，中国古代文论从观念到方法都是旧时代的产物。面对文艺领域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原有的文论体系在应对新形势、新变化、新问题时，面临着严重的“言说困境”和“阐释危机”，而“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⑤。因此只有自觉地将中国古代文论的经验上升为中国文论的新道理，才能适应文艺的发展，才能满足建构自主文论体系的需要。

对待中国古代文论，我们是走过弯路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文论的发展演化基本是循着俄苏的路径。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文论的主潮又开始迅速与西方文论(主要是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论)“对话”“接轨”。这期间，中国古代文论也曾多次试图加入这个演化的流程，甚至明确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这一命题，却始终未能进入主潮行列，甚至面临被愈益边缘化的趋势，这就成为中国当代文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成果不显著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如何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如何使它同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有机结合，如何使中国当代文论体系建构真正呈现出中国特点、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我们承认中国古代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有融通之机理，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古代文论就自然能够成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资源。也就是说，古代文论要想融入当代中国文论体系，继续发挥其理论的能量，还须经过批判性的改造，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没有这个“转化”和“发展”，古代文论就还是旧的东西、死的东西。要把“旧”的东西变成“新”的东西，把“死”的东西变成“活”的东西，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批判转化。毫无疑问，对待中国古代文论，我们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实现对古代文论的转化，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构建当代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满足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需要服务。

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文艺实践本身是会给文艺理论的发展带来动力的。但从资源和属性上讲，还是要“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⑥。也就是说，要想保持中国文论的“中国特色”，就不能脱离古代文论这个“本”、这个“源”、这个“根脉”。文艺理论的民族性是不妨碍其自身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文论史的演变历程表明，单靠外国文论尤其是西方文论来“照猫画虎”，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唯洋是从”，是很难行得通的。

新时代的文艺理论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⑦。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重视对古代文论的批判继承。毛泽东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⑧他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⑨，甚至呼吁“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⑩这些语句中的“尊重”“辩证法”“总结”“承继”，运用科学的“方法”，“创造”“新的东西”，综合起来，不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的最初表达吗?

20世纪40年代，我们党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⑪。可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几方面“深相结合”，是我们党在文化工作上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在七十多年前评价五四新文学运动时，从文艺理论建设的角度谈到对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的继承”问题。他说：“在这里，我们可以重复一句，‘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文学史的伟大功绩，就在于：这个文学革命是进行得彻底的，它所实现的现代化也是彻底的，而它对于中国过去优秀文化的继承是创造性的继承，对于外国进步文学的影响的接受也是创造性的接受。这个伟大功绩及其革命的创造性的精神，是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我们应该肯定它和继续发展它。”⑫这里的“创造性的继承”、“创造性的接受”和“创造性的精神”，同当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的内在理路是一致的。这个总结和评价是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乃是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准则。

正是因为有这个经验，我们才始终主张要善于从中国古代文论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要善于保持对古代文论的价值自信;正是因为有这个经验，我们才有了推动古代文论超越自我、涅槃新生、焕发时代生命力的勇气，才为新文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才使新文艺理论的主体性有了可靠的依托。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对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合法性。

二、怎样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

确立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转化”的必要性后，接下来我们就应当讨论怎样“转化”、靠什么来“转化”的问题。理论上的“转化”有许多种，朝不同方向“转化”，其结果会很不相同。理论上的“转化”不是形式上的变化，而是性质上的变化，因为性质才是决定它与别的理论相区别的规定性。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进行性质上的“转化”，势必带来其内涵与理念的重大改变。而这种改变又须是科学的、合理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才可称为“创造性”的“转化”，才可使古代文论真正“活”起来，才能同马克思主义文论发生“化学反应”。

这就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为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可以对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二是进行这种创造性转化需要施行哪些举措和步骤。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相通的，是可以统一起来加以处理的。那么究竟怎样来处理呢?质言之，就是要把包括其文艺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创造性转化中国古代文论的法宝，使它成为古代文论观念演化的旨归，成为古代文论理念跃升的方法论工具。也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古代文论中某些有价值的资源辩证地改造成当今时代所需要的内容，改造成能够解释和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内容。这就是转化，这就是发展，这就是创新，这就是创造，这就是在为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作贡献。

事实也的确如此。对于像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韵”“风骨”“境界”等概念、术语，倘“不联系具体的文艺作品，就等于隔雾看花，不能有透彻的理解”⑬。同样道理，对这些重要概念、术语，倘不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去解析和改造，它们也很难成为在今天用得着的、有活力的内容。对中国古代文论，没有“转化”是不行的，没有科学的“转化”也是不行的。比如，将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观念，“转化”到形式主义方向、“转化”到抽象人性论或存在论方向，表面上有了“创新”，但那与“转化”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归根结底，对待中国古代文论，还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加以阐释，用马克思主义来使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范畴、命题、概念和术语，经过“转化”，纳入符合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航道，彰显出真理因子、现实效应和当代价值，让温柔敦厚的礼乐观、文以明道的教化观、活色生香的自然观、中和自得的心性观、真挚有止的情爱观以及气韵生动的艺术观，真正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只有实现了这样的阐释，才算得上“批判继承”，才算得上“创造性转化”，才能形成理论的话语优势。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⑭。这就给了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转化”古代文论的信心和底气。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当作当代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指针和基石，自觉不自觉地把学术资源上的兼容并包和多样化改换成指导思想的多元化，那么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指导思想发生错位和混乱将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说，中国古代文论靠什么来“转化”、怎样“转化”，是个大问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古代文论，实际上就是对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因为倘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行批判继承，那就无法使之具有科学的性质，其就丧失了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而存在的资格和缘由。杨晦于20世纪50年代末曾指出：“我们应该站得高一些，视野开阔一些，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确定正确的研究范围、方法和角度，力求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建立起一个具有科学性的体系来。”⑮这句话是有远见的，亦可以看作对古代文论实行创造性转化主张的一种解释。毫无疑问，对古代文论的“转化”和“创新”，如果不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就会失去方向、失去灵魂，马克思主义才是实现古代文论“转化”和“创新”的利器。

当然，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是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它们是在不同时代条件和历史语境中形成的，依据的也是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因此，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性和异质性，不能简单地说两者理论“相通”、内涵“相融”。但是，又必须看到，就抽象层面的内在精神和价值理念而言，它们之间确也存在某种相似、相近或契合之处。只不过，“这种契合是辩证的契合，是相互促进的契合，更是矛盾运动中的契合”⑯。经过批判性的改造、创造性的转化，两者之间存在着走向异质同构或实现某种融会发展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文论并不仅仅是从文艺现象本身来说明和认识文艺的本质与特性，而是始终把文艺同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发展联系在一起，揭示和阐明它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功能和价值，并将之界定为“意识形态的形式”⑰。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文论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均注重把文艺看作人们对天地万物和宇宙人生认知感悟的表现，包括对天人之道的把握，对社会人伦的理解，以及对个体生命体验与审美情致的表达。这其中贯穿着一股不灭精神，就是文艺要贴近时代、贴近现实、贴近人生。这就使中国古代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了“异质同构”的前提。《文心雕龙》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⑱这些话表明时代是变化的，文艺的内容和形式也是随之变化的。文艺的变化必然受社会状况的影响，其兴盛和衰亡也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这种动态的文艺观，折射出的是文艺演化规律，经过恰当“转化”，便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艺发展观相通约。

从形态学上看，马克思主义文论属于现代文论，它同西方文论的关系更为密切。马克思主义文论同西方文论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它是从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角度观察和阐明文艺问题的。这就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具备了同历史上其他民族优秀文论遗产建立批判性联系的可能。中国古代文论属于古典形态文论，大多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但不可否认其中包含不少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元素。中国古代文论还有一个特点，即它本身绝非一种纯粹知识，而是内里蕴含许多人生论和价值论的成分。它关乎人的诗性的觉醒，关乎人的存在的充实，关乎人的精神追求的引领;它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既强调文艺要讲究言辞文采，也强调文艺要重视传达道理和发挥教化作用。朱自清很早就指出这一点，认为不能将“诗言志”和“文以载道”分割对立起来，认为“‘言志’的本义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古代文论从先秦时提出“诗言志”，到汉代时提出“诗教”，与“六艺”的教化相提并论，产生的影响广泛深远。⑲这个特点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古代文论进行批判“转化”预留了很大空间。

中国古代文论中“文以载道”的“道”，是个多义词，它涉及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人间正道、天下大道等范畴，包含对天地人间一切事物本性和发展规律的认知，内涵十分丰富。中国古代文论“注重言志与缘情，传道与明心;倡导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美善兼济、尽善尽美;主张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要求言近旨远、穷理尽性;追求怡情悦性、经世致用、净化人心、美化人生，审美人生化、人生审美化”⑳。它把文艺看成“抒情”“言志”“明理”“传道”的一种方式，重视并强调文与道、文与质、道与艺、言与意、美与善的统一，重视并强调情与景、心与物、意与境、形与神、虚与实、有我与无我的交融。这些对立统一的艺术观和表现手法，经过改造，都可为当代的文艺理论增添新的养分。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在坚守唯物史观和实践依托的基础上掌握唯物辩证法，激活古代文论中的健康基因，注入新的时代性元素，从而充实和丰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㉑。对待中国古代文论更应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激活”概念，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的命题，解释了为何“激活”、何以“激活”、“激活”何为的疑问。只有这样做，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国古代文论才会由自发自在的某种“契合”，转变为自觉自为的某种“融合”;才会由彼此原生态存在的理论“状貌”，发展为符合当下现实需求的理论“创造”。这种“激活”的核心，就是要把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内容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境界和高度，让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精华贯通起来，让马克思主义文论更好地成为“中国”的，让中国古代文论更好地成为“现代”的。中国现代文论演化的百余年历程表明，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造古代文论的这条路径是行得通的，而且是有成绩的。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古代文论以生机与灵魂，古代文论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底蕴与纵深。这就是我们对怎么进行中国古代文论创造性转化给出的答案。

三、中国古代文论中哪些内容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

究竟古代文论中的哪些内容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这是一个繁复的问题，因为古代文论既包含精神、理念与观点，也包含范畴、术语与概念。在此，我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粗略加以说明。中国古代文论汪洋恣肆，有着丰赡的人文内涵和艺术底蕴，有着深厚的历史脉络和群众基础。但它的存在样态偏于芜杂零散，精华与糟粕并存，并不是什么都可以拿来“转化”。中国古代文论给人们提供了考察文艺特有的方法，但其概念和术语含糊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如果一门学问的概念不精确而暧昧，各种混淆与误解都会产生，它所获得的结果，也会缺乏其运用所必须具备的准确性。”㉒这是古代文论的弱点，不过也给我们“改造”和“转化”提供了方便。经过批判性反思，结合时代要求，在那些经创造性转化后能展现出新的理论魅力和思辨风采的观念、命题和术语上下功夫，无疑是我们的首选。

从宏观角度讲，孔子的“诗教”观、庄子的“虚静”“物化”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王昌龄的“诗境”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严羽的《沧浪诗话》、李贽的《童心说》、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王士祯的“神韵”说、刘熙载的《艺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等，这条奔腾汹涌的古代文论发展主航道，构成了独具特点的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的基本底色，许多内容都有继承、改造、总结、发扬的价值。鲁迅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㉓这些理论和学说，一经改造，都有为中国式现代化文艺理论提供某种特殊成分的条件。中国古代文论强调，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诗歌可以兴、观、群、怨，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文者，贯道之器也。不得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李汉《昌黎先生集序》)。到了近代，有识之士强调文艺可以“新民、新政治、新道德”，小说有“熏、浸、刺、提”等功能(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等。这些观念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资源。

以“诗言志”为例，这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命题，似可从不同视角去阐释和探讨。自《尚书·舜典》首倡“诗言志”理念以来，历代围绕该命题的广泛讨论，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论发展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朱自清称“诗言志”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开山的纲领”。㉔多年来，学者们围绕“诗言志”的“志”，就建构了一个包括天、命、性、情、心、意、道、德等很多核心意涵在内的概念群。㉕足见“诗言志”理念的影响之大。如今，只要我们坚持唯物史观，从概念的“原始义”向它的“理论义”过渡(或转化)，从所谓“功能”说、“仪式表达”说和“儒家意识形态建构”说等向诗(这里可泛指文艺)的“创作动因”说和“价值内容创造”说过渡(或转化)，那么，它的新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会不期地显示出来。通过转化，我们完全可以把“诗言志”的阐释提升到新的水平。

有论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已经从四个方面创造性转化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资源，即批判继承了“文艺经国”论，创造性转换了“文以载道”论，创新性化用了“民为邦本”论，全面地融合了古代“文艺创新”论。㉖这样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微观方面讲，对中国古代文论中那些内涵深刻、特点鲜明的范畴和概念进行恩格斯所说的“术语的革命”㉗，使之成为当代中国自主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有机部分，恐怕是对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更为重要的方面。中国古代文论提出了一系列完全不同于西方文论的重要名词、术语和概念。这些具有民族特点和美学色彩的“话语”，虽说缺乏向思辨方面的深度展开，但其具有的思想含量和学理因素却是不容小觑的。比如“言志”“缘情”“比德”“比兴”“美刺”“中和”“本色”“兴象”“兴寄”“传神”“意境”“风骨”“神思”“神韵”“滋味”“妙语”“雄浑”“沉郁”“常形”“常理”“意在笔先”“迁想妙得”“成竹于胸”“应目会心”“妙观逸想”“技道两进”“随物赋形”“境于意会”“以意役法”“幻中有真”“文”“气”“情”“味”，等等，都明显有开掘的余地和生发的空间。这套范畴和概念，是前人思维之网上的纽结，是古代文论标识性的存在，既包含传统文化的血脉，也浓缩了古人智慧的基因。处理好这些概念、范畴的“扬弃”和“转化”，使之伫立在科学世界观的根基上，中国古代文论就会在当代新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中显示出独有的力量。

以“境界”概念为例，倘若深入加以考察，并把追寻“境界”视为中国文艺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描绘出它始于物境、物界，又超越物境、物界，然后内化为精神境界，那么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概念同整个古代文论知识系统的深层关联，看到它在当今文艺语境中可能具有的突出价值。再如，中华美学精神根植于中国古代“气化流行”“天人同构”的宇宙观和礼乐文明传统，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文化形态中呈现不同风貌，是异彩纷呈、灿烂夺目的中华各门类艺术的原动力。在历史长河中，儒道释兼容并蓄，孕育出致中和(情感)、求气韵(意境)、重形神(意象)、强感悟(欣赏)的独特审美形态。㉘这些审美形态深刻浸润到古代文论中，结合新的时代需求进行合理“转化”，就可能收到很好的美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许多辩证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应当成为我们“吸收”“批判”“转化”的一个重点。譬如，古代文论兼顾知、情、意、行多个方面，追求的是美善相济和天人合一，提出的命题是“形神”“虚实”“文质”“动静”“巧拙”“奇正”“雅俗”“隐显”等，极富辩证的意味。古代文论注重“兴观群怨”与“为民尚用”、“浩然之气”与“尽善尽美”的艺术观念，强调“诗言志”与“比德喻志”、“辞达旨丰”与“言外之意”的审美功能，倡导“衔华佩实”与“情景相适”、“风清骨峻”与“形神机趣”的美学作为，追求“勺水兴波”与“事微笔著”、“美刺兴寄”与“游艺成乐”的表达意趣，形成了较完备的诗学与审美体系。㉙这些朴素辩证法思维的成果，对改进和提升当代文论有着特殊的意义。

又如，针对文艺到底是“再现”还是“表现”这一问题，中国古代文论则不予偏废，明确主张两者要相互结合，在肯定文学模仿自然、反映现实的同时，从不忽略这种“模仿”和“反映”要经过主体的体验与认识，经过心灵的改造，强调文学创作是作家“妙造自然”㉚。可以说，“从《乐记》的‘人心感物’发展到刘勰《文心雕龙》的‘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到王夫之的‘情景交融’，心与物‘互藏其宅’，大概都说明了文学既是再现也是表现，从来没有把它们对立起来。中国古代始终十分明确、十分重视表现主体和再现客体的辩证结合”㉛。在艺术形象塑造上，中国古代文论主要是讲“形神”，强调以形写神、形神并茂、传神为主，这是很有超前意识的。

再如，中国古代文论谈“美”，强调的是美与天地之道的统一，美与万物生成的统一，美与生命性情的统一。这种“关联型美学”的特征，就同“知、情、意三分”“真、善、美分离”的西方“区隔型美学”迥然不同。㉜从“立象以尽意”(《周易》)到“文以明道”(《文心雕龙·原道》);从“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文心雕龙·丽辞》)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从“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到“无心玄应，唯感之从”(《庄子·逍遥游》)，都说明中国古代文论对于天人关系、主客关系、情理关系的理解，是蕴含朴素的辩证思想的。这也是我们构建当代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资源。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民本”和“仁政”思想，大多属于“民主性的精华”㉝。屈原“哀民生之多艰”，司马迁“发愤著书”，刘勰提倡“风骨”，钟嵘称赞曹植诗“骨气奇高”，李白赏识“蓬莱文章建安骨”，杜甫、白居易倡导用诗来“为民请命”，韩愈提出“不平则鸣”，苏轼说文学创作“言必中当世之过”，李贽认为创作者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垒块”，金圣叹讲《水浒》是“怨毒著书，史迁不免”，等等，都反映了“民本”和“仁政”思想的脉动。这种“民本”和“仁政”思想，这种追求先进理想的奋斗精神，这种反对压迫、抨击黑暗的抗争意识，正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真正精髓和宝贵传统。

四、中国古代文论创造性转化的核心要义

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研究者对古代文论熟稔，对时代语境有敏锐体察，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有精准把握。只有如此，“转化”才能走在正道上。

不难发现，在构建当代形态文艺理论的过程中，有些做法是不利于实现对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例如，有些当代形态的文论体系建构同中国古代文论严重隔膜;有些当代文艺学说不是在本土资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借胎生子”的产物。这就属于一种理论的幼稚和片面。据前所述，我国当代形态的文艺理论同古代文论之间，是一种辩证的继承关系，是一种批判的改造关系，两者并非彼此绝缘。对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来说，两者关系更是如此。如果没有中国古代文论的参与，没有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转化”“批判”“改造”，那所谓的“中国化”就打了折扣，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也缺少了味道。一个国家的文艺理论，如果不能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沃土，与祖先的文艺思想无缘，那是不可能在世界文艺理论之林占有一席之地的。

当然，反过来讲，构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如果完全依靠古代文论资源，没有宽阔的视野，那也是行不通的。文论界有一种意见，很深刻、很有见地，也很有影响，其核心就是认为“古代文论本来应该成为建设当代文论的母体和本根，可是实际上它与当代文论仍然是两张皮。当代文论仍然走的是以‘西学为体’的道路，而与古代文论不搭界，最多也是摘抄几句名言或用几个概念术语作为装饰，并且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当代文艺和美学理论的大量引进，当代文论所用的‘话语’愈来愈‘欧化’”;因之，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艺观的指导下，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吸收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㉞这种意见在现实中确有许多可取之处：一是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二是它客观指出了当代文论与古代文论的“两张皮”状况;三是它既承认西方文论是“有益营养”，也看到了其局限;四是它高度肯定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与意义。质言之，这种意见最大的功劳是增强了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主体性，对以“西学为体”的倾向具有明显拨乱反正的作用。

但这种意见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呢?我认为也是有的。这种意见最大的可商榷之处，就是主张以古代文论作为当代文论(包括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母体和本根”，是缺乏现实性的，是难以行得通的。何谓“母体和本根”?“母体和本根”就是新事物的孕育和生发者，事物遗传基因的授予者。那么，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之间是“母体”与“子体”的关系吗?是“本根”与“须根”的关系吗?显然不是。以古代文论作为当代文论的“母体和本根”，就如同要求以“文言”来从事当代文学写作、以五言或七言诗作为新诗创作的准则一样，这在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今天，是没有可行性和普遍意义的。这种意见的“目标”和“愿望”可嘉，却忽略了“母体”实际上已经改变的事实，忽视了对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艺观的指导”作用难以落实。

若以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当代文论的“母体和本根”不妥当，那么有什么可以作为其“母体和本根”呢?我以为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革命和进步文艺理论作为当代文论的“母体和本根”，相对就比较合适。理由是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是时代巨变催生的理论，是有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深度介入的理论，是初步实现了对古代文论批判继承、具有一定民族形式的理论，是与西方现代文论有密切联系的理论，是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文艺道路提供了思想支撑的理论。总之，它已经是超越了古代文论阶段、完成了对古代文论的适当转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比以古代文论作为“母体和本根”更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理论演化的逻辑，更能体现文艺理论学科的与时俱进，更能在世界文论讲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近几十年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也正是在这条“综合创新”的道路上奋力前行的。

我们强调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但如何理解这里的“创造性”，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显然，“创造性”不是主观随意性，不是凭空编造性，不是无中生有性。“创造性”的实质，从根本上说就是“辩证性”。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转化，“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㉟，就是在“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㊱。恩格斯曾经说过：“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㊲他还举例讲：“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㊳这几段话透露出很多方法论信息。其一，对传统文化不是要一般地“继承”或“修改”，而是要“批判地”加以处理;其二，要征服对民族精神发展影响大的学说(思想或观念)，靠将其抛在一旁“置之不理”是不管用的;其三，对传统文化应采取“扬弃”态度，而这种“扬弃”又是从其“本来意义”而非演化意义上实现的，“扬弃”就是辩证法，就是关于批判继承规律的科学;其四，要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批判地消灭其“形式”，“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这不就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方法论的完整表述吗?这不就是怎样对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科学解释吗?

所以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决不在于要简单抛弃源远流长的古代文论的思想内容，“而是要对它们进行批判，要把那些在错误的、但对于那个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的形式内获得的成果，从这种暂时的形式中剥取出来”㊴。“更为重要的是：从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㊵。这才是以马克思主义对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要旨，也是不能将古代文论作为当代文论“母体和本根”的原因。

推进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激活其生命力，就是为了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提供更多的滋养，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更深地扎根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使“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真正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为达此目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方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宏观领域的“转化”可以，微观领域的“转化”也可以;观念上的“转化”可以，词句上的“转化”也可以。只要对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有益，就是行得通的路径。这种“转化”，犹如我们面对一所已不适合居住的房子，须得把它拆卸，原来的一些砖石、木料或门窗才有可能利用到新的合用的地方。有学者说：“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体系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㊶这个比喻性说法虽有蹩脚之处，但用它来比照、透视中国古代文论“转化”的方式，不无一定道理。我们传承古代文论，绝非刻舟求剑、只往后看，也非止步于“话语”外壳、机械复制，而是要唤醒沉睡的历史文本，捕捉精神内核，使其成为跨越时代的源头活水，使其薪火投入当下生活的熔炉，使前人的观念蜕变为时代的“心跳”。这才是我们对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代文论相遇，必将催生出新的理论生命体。这种新的理论生命体，蕴含着时代性与民族性、传承性与创新性的多重张力，通过新理论自身不断整合、扬弃、更新和衍化，一定会促使唯物史观同古代资源与现代要素相互支撑，激发无尽的活力，推动我国文艺理论更具新时代的气象和风采。

注释：

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

③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5日。

④习近平：《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3页。

⑥出自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徵呈递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奏疏《谏太宗十思疏》。参见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5页。

⑦《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6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

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⑫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见《冯雪峰选集·论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46页。

⑬杨晦：《关于中国早期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见《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48页。

⑭《习近平向各国共产党赴华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题研讨会致贺信》，《人民日报》2018年5月29日。

⑮杨晦：《关于中国早期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见《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47页。

⑯辛向阳：《“两个结合”是理论强党的重要途径》，《学习时报》2023年12月1日。

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⑱〔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671、675页。

⑲参见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序，第4～5页。

⑳赖大仁：《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华传统文论相结合的理论基点》，《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

㉑《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人民日报》2024年10月29日。

㉒[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1页。

㉓《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

㉔朱自清：《诗言志辨经典常谈》，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页。

㉕参见罗家湘、林天泉：《“诗言志”的理论内涵与当代意义》，《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㉖参见丁婉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之路——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第40届年会学术综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

㉗恩格斯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㉘参见徐贞：《新时代经典文艺形象的文化逻辑》，《中国艺术报》2024年7月22日。

㉙参见李明泉：《艺术辩证法：新时代文艺路径的锦绣通途》，《中国艺术报》2022年4月15日。

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见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1页。

㉛张少康：《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㉜参见余开亮：《传统美学与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光明日报》2024年3月25日。

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

㉞张少康：《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5页。

㊱出自清代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1781年)，参见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页。

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25页。

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6页。

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8页。

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3页。

㊶钱钟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0～31页。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原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授权江南app网址 发布。)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