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十字军研究充满殖民主义色彩

19世纪以后，西方研究十字军的学者建构了一整套为殖民扩张摇旗呐喊的学说。在此学说框架下，十字军东侵是文明抵御野蛮的正义战争，十字军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结成“共生关系”，西方的封建制度是“共生关系”之因，与“东方专制主义”下的野蛮统治形成鲜明对比。

十字军东侵是11—13世纪由罗马教宗发起，以攻占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为目标的一系列侵略战争。19世纪以后，受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鼓动，西方学界兴起重新研究十字军历史的热潮。然而，西方学者之所以在此领域深耕，除学术兴趣外，更多受现实利益驱动，导致其研究旨趣充满殖民主义色彩，诸如“西方文明、东方落后”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投射到该领域，既生产了西方人认识东方、统治东方的东方学知识，也构建了西方人的自我形象。

将十字军东侵粉饰为正义战争

在启蒙运动时期，出于反封建的需要，十字军东侵被启蒙哲人视为中世纪宗教狂热和黑暗蒙昧的典型代表，与启蒙理性格格不入。伏尔泰在《风俗论》中称十字军运动为“瘟疫般的宗教狂热”，“唯一的成果就是消灭了其他基督徒”。爱德华·吉本也评论道：“等到神圣的雄辩家登高一呼，燃起宗教的狂热情绪，理性的解说寂静无声。”19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日益深化，欧洲人逐渐将十字军视为其向东方扩张的先驱，以赞美取代了批判。例如，1806年，法兰西学院历史与古典文学班年度历史竞赛主题为“考察十字军东征对欧洲人民的公民自由、文明进步、思想启蒙、商业和工业发展产生的影响”，倾向性不言而喻。

在殖民潮推动下，西方各界名流纷纷前往东方“朝圣”，为征服东方宣传造势。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于1806年抵达耶路撒冷，受封为圣墓骑士，并宣誓夺回圣城。夏多布里昂回国后出版的游记《从巴黎到耶路撒冷》，成为19世纪早期西方世界最流行的有关巴勒斯坦的书籍。此外，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等都曾前往耶路撒冷，推动西方世界重燃夺回圣城的欲望。出于统治东方的目的，西方各国政要、绅士名流和文化精英达成共谋，建构所谓的东方学，以欧洲之口讲述东方故事。

1811—1841年，法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弗朗索瓦·米肖出版三卷本《十字军史》，为十字军歌功颂德。米肖心中充斥着“西方优越”观念，认为十字军东侵是文明抵御野蛮的正义战争，“十字军东征拯救了欧洲社会，使其免遭野蛮人入侵;这无疑是人类从中获得的首要且最大的裨益”。米肖畅想，倘若十字军取得成功，将获得更高历史评价，并产生“积极”影响：“埃及、叙利亚和希腊将成为基督教殖民地;东西方各民族将共同追求文明的伟大进步;法兰克人的语言会渗透到亚洲各个角落;如今为海盗所盘踞的巴巴里海岸，将会接纳欧洲的道德规范与法律体系;非洲内陆也不会在漫长岁月里始终是一片隔绝商业往来、学者研究与旅行者探索的禁地。”

对十字军的“浪漫”解释还渗透进教科书，西欧各国争相抢夺十字军“英雄”的归属权，将其视为凝聚民族认同的光荣记忆。法国一本教科书写道：“十字军!这个词提醒我们这是一场无与伦比的运动!运动中除了伟大的战斗壮举、无私和牺牲精神，别无他物;对这些事迹的记忆，很大程度上是法兰西的光荣遗产……我们民族的两位伟人——布永的戈弗雷与路易九世，以同样的信仰、虔诚与勇气，开启并终结了那个时代。”

19世纪晚期，受殖民主义影响，西方十字军研究怀揣卷土重来的狂想，重新生产编排有关东西方秩序的各种知识。十字军东侵被建构成文明抵御野蛮的正义战争，侵略者摇身一变，成为文明的传播者。

将侵略关系扭曲为“共生关系”

西方研究者基于殖民主义逻辑，确立“十字军东征是正义战争”这一前提后，逐渐将学术精力投放到更加细致的领域。随着19世纪后期殖民运动的深入，西方学界亟须为殖民者如何统治东方寻求“典范”。由是，一些学者致力于研究中世纪十字军如何统治巴勒斯坦。他们刻意突出法兰克人所谓的“仁慈统治”与“文明开化”政策，以期为现时的殖民活动提供“合法性”。

十字军在东方所犯罪行罄竹难书。例如，1099年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后，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他们冲过街道，闯进民宅与清真寺，将遇到的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少——全部杀害。这场屠杀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1101年5月，十字军和热那亚联军攻占凯撒利亚后大肆屠杀当地居民，特别是成年男子几乎被杀光。然而，西方十字军研究不仅缺乏对侵略和征服的反思，还试图论证西方统治东方的“合法性”，有意将十字军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扭曲为“共生关系”：十字军在其创建的耶路撒冷王国实行“礼貌”、“节制”及“温和”的治理;十字军征服者与当地居民“关系和谐”、“彼此依存”;各族群在该国都享有一定权利;法兰克人的封建制度和“仁慈统治”，与穆斯林国家的“专制主义”及“残暴统治”形成鲜明对比。

法国学者是建构“共生关系”的急先锋。1866年，法国学者伊曼纽尔·纪尧姆·雷伊发表文章《中世纪法国对叙利亚的统治》，对法兰克基督徒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大加赞扬。1883年，他又出版《十二及十三世纪叙利亚的法国殖民地》，进一步建构一个由“宽容”的法兰克人统治的“法兰克—叙利亚社会”，在该社会中，法兰克人是善良的统治者，他们与当地人和谐共生。

另一位法国学者加斯顿·多杜则列举基督教领主接纳穆斯林习俗的各种例证，如采用东方统治者头衔、穿宽松衣服、留长胡子并染色、使用东方装饰、釉面陶瓷和壁画装饰房屋、学习阿拉伯语等，以此表明双方之间存在密切的交流与互鉴。多杜夸赞法兰克人在黎凡特建立“一个在宗教事务上宽容的政权，一个征服者决心不把任何政治从属关系强加给当地居民的政权——封建制度所要求的从属除外……所有这一切都为这个新建立的王国带来未来的安全保障”。

英国学者也积极响应法国人的歪理邪说。1897年，英国东方学家克劳德·赖格尼尔·康德出版著作《耶路撒冷拉丁王国》，他热情赞扬道：“他们(十字军)是宽容的统治者，他们的政策公平、法律平等;他们在被征服之地建立强大的国家，并超越所在时代的偏见和仇恨……依据他们的法律，圣地所享有的和平与繁荣程度，超过同时代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他笔下，十字军的“开明统治”与穆斯林苏丹实行的“恶毒的东方专制主义”形成对照。他宣称，当埃及苏丹重新统治东方后，“亚洲便陷入黑暗之中，不幸的阿拉伯人也由法兰克人的宽容统治，换成埃及人的严酷奴役”。他热情赞扬十字军，目的在于为英国殖民印度辩护，因为十字军实行的“公正统治”，英国“在同样的条件下给予了印度”。

19世纪晚期，西方学者通过重塑十字军东侵时期所谓的“开明统治”与“族群共生”图景，有意识地为现实殖民行为寻找历史范本和道义支撑。这种话语建构试图掩盖殖民过程中的剥削与压迫，反映其学术研究深受殖民立场与政治需求驱动。

鼓吹西方政治文明

西方学者论证殖民扩张“合法性”的基本前提是“西优东劣”，核心论点是“西方民主与东方专制”。当西欧学者探寻近代以来为何形成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世界格局时，时常回溯中世纪寻求答案。具体到制度层面，封建制度常被当作重要论据加以引用。例如，马克·布洛赫认为西欧封建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它强调一种可以约束统治者的契约观念”。由此观之，封建制度似乎成为近代民主之源，与“东方专制主义”互为对照。

学界对欧洲封建主义的吹捧深刻影响十字军研究，一些研究者片面夸大封建制度对专制王权的限制，将其美化成十字军实行“良善”统治的制度原因。20世纪上半叶，英语学界开始发力，拥有深厚宪政史研究传统的部分牛津大学学者，依照宪政史的书写逻辑研究十字军政治制度。1932年，美国历史学家约翰·L.拉·蒙特出版《耶路撒冷拉丁王国封建王权》，提出“纯粹西方封建主义”(purewesternfeudalism)说。蒙特认为，耶路撒冷王国的封建制度源自法国，未受穆斯林和希腊因素影响，保留更多封建主义原初特色，是“最理想的封建主义制度”。他尤为强调耶路撒冷王国封建制度的“纯洁性”，反对东方因素影响。此乃“西优东劣”、“西方中心”论调的典型体现。

蒙特支持“封建无权威”论，认为封建主义与封建王权之间并非相辅相成，而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封建制度的根本作用在于限制君主权力扩张，防止形成中央集权。蒙特提出，在“纯粹西方封建主义”制度下，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从始至终仅是一个最高封建领主;王国高等法庭高于国王;君主始终受法律约束;其军事机构与多数财源纯属封建体系范畴;王位及其继承权普遍遵循采邑法原则;在与直属封臣、宗主及盟友的关系中，国王始终受封建契约条款的制约”。在他笔下，耶路撒冷王国有完整的封建王权体系，“王在法下”、“封建契约”等核心元素一应俱全，与19世纪英国宪政史奠基人威廉·斯塔布斯概括的英国封建王权如出一辙——斯塔布斯以辉格史观研究英国宪政史，致力于挖掘英国自由民主制度的中世纪之源。

法国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让·理查德进一步将封建制度明确为所谓“共生关系”之因。1953年，他出版著作《耶路撒冷拉丁王国》，认为十字军制定了一个“合理的殖民政策”，他们不干涉“每个社区的传统组织”，即使奴隶也受法律保护。理查德概括道：“耶路撒冷拉丁王国的结构是复杂的，是一个人人享有权利的等级社会;对权利的尊重以及王国创始者的政治智慧，使这个由男爵、市民、教会、军事修会和土著社群组成的国家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每个群体都能不受干扰地生活。”理查德还延续蒙特对耶路撒冷王国封建主义的看法，认为从西欧移植而来的封建制度，反而使土著社群享有一定权利：“或许没有什么比封建制度——尤其是在叙利亚所实践的形式——更能促进这种和谐了。……他们(十字军王国的君主——引者注)既尊重王国的法律与习俗，又懂得如何赢得对自身权威的持久尊敬。”在此，封建关系成为“共生关系”之因。

综上，19世纪以后，西方研究十字军的学者建构了一整套为殖民扩张摇旗呐喊的学说。在此学说框架下，十字军东侵是文明抵御野蛮的正义战争，十字军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结成“共生关系”，西方的封建制度是“共生关系”之因，与“东方专制主义”下的野蛮统治形成鲜明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继承了这套强调十字军东侵是文明征服野蛮、自由对抗专制的叙事。对此，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评价道：“弥漫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最显著的一种倾向就是要进行‘道义上的十字军东征’。如果不用常识和冷静的态度对待这个倾向，对美国来说，早晚都会致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反恐演说中讲道：“十字军东征，这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将持续一段时间。”这印证了美国政治和外交文化中的“十字军记忆”。如今，殖民主义体系早已瓦解，美西方国家若继续沉溺于“自由传播者”的迷梦中，终将自食恶果。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聊城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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