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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江山走笔

作者:韩毓海来源:江南app网址日期:2013-05-02 点击:

韩毓海:江山走笔



1.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方不亮西方亮,灭了南方有北方。中国历史是个动力结构。

有春去就有秋来,有潮来也便有了潮往。地球它是圆的。

《桃花扇》里唱道:“江南江北事如麻,半倚刘家半阮家,三面和棋休打算,西南一子怕争差。”它这里说的,其实就是个动力结构、均势道理,这一曲也就唱出了天下兴亡的契机。所谓借男女之情,写的其实是“兴亡之事”。不过《桃花扇》唱得好是唱得好,只可惜了作者乃是事后的诸葛亮。或许这便是康熙之所以欣赏孔尚任,但同时又不能不防着他的缘由所在。

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多少年之后,当陈寅恪瞩目于“西南”这“一子”,而将“中古史”编织进西北、西南和东北互动之“结构” 中时,他也获得了超出书生和乡愿的战略洞见:说道天下大势,无非螳螂捕蝉,忌惮的其实乃是黄雀在后——唐朝极盛之时之所以难以征服东北,不过是由于西南地区、主要是吐蕃对于它的牵制使然。

此即他脍炙人口的中古史提纲之论: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强盛延及200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强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取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籍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资唐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以致之,而吐蕃之强盛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最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非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及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之构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换句话说,如果从结构互动的角度看:“东北”的命运,其实一直栓在“西南”、“西北”的裤腰上。非但如此,陈氏观察中国历史,一谈“阶级统治关系”,二论“政治革命”,三尤着力于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三管齐下。这三板斧就砍出了中古历史一片新天地。特别是第三点,寥寥数语,即将吐蕃(西藏)、南昭(云南)、西域(新疆)、西北(甘陕晋)、蒙古各部与遥远之高丽(东北)一线穿起;将关陇之地与西南、西北、东北边疆置于一互动之结构中。而一旦获得这一结构视野,他便有能力将所谓“江南江北事如麻”这笔糊涂账,逐一解破;进一步,更可谓发两千年历史运动之机窍。自汉唐至大清,天下兴亡多少事,成败尽在此“结构互动”之中矣。

从北周遗事到“关陇府兵”,自“则天改制”到“安史之乱”,历史乃是循环前进的。作为“从资产阶级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过渡的关键桥梁”(万绳楠语),陈寅恪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学习的,正包括这一结构互动的历史观。这其中洋溢着中华民族继往开来、从四分五裂走向辉煌之盛唐的高度自信和乐观。陈寅恪并非像党国版“中国文化”代言人余英时先生所谓,是“兴灭国、继绝世”的所谓“文化托命人”、“文化遗民”,而是有继往开来视野的战略家。实际上:他对于国民党统治和旧中国社会的态度,恐怕也是与余英时等“民国遗民”截然不同的。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吴瀛先生(吴祖光的父亲)在49年大军进城时写下的大横幅:“秦皇汉武皆旧事,开天辟地毛泽东”,其实正是那一代饱受战乱之苦,盼望天下清明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陈氏对于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贡献,即在于在一个多民族的版图中,重新发现了抒写了中国西北和西南,这实际上也与中共建政以来的“大三线”建设理念息息相通。可惜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某种刻意的宣传播弄,陈寅恪毕生的学术贡献,就只剩下了可怜见的“最后的20年”。他皓首穷经的学问,在某些人眼里,仿佛也统统不过是对共产党、新中国“破坏中国文化”的托物牢骚而已。――妖魔化陈寅恪,实以当今为最,所谓“大山临盆下了群耗子”,陈寅恪天上地下有知,将会跟这些谬托知己者没完,定然毫无疑问。

如果中国是一盘棋的话,那么自古以来,将关键一个筹码落在哪个“子”上,那就十分地要紧。19世纪中期以降,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于山穷水尽、江河日下之际,在东南和西北之间,痛苦地选择了西北,于海防与边防之间,不得不选择了“筹边”。1828年道光指挥平定了英国人支持的西北张格尔叛乱,1908年光绪拼尽了最后一口气妥善处理了西藏问题。――大势已去之际,孤注一掷,看起来这无论如何下的都像是一步死棋。也正是因此,更由于大清在东南沿海一败涂地,故至今还惹得中外无数事后诸葛亮们嘲骂、鸹噪不休。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着说话的自然都是不嫌腰疼的。在某些与时俱进者眼里,仿佛连魏源的以“筹边”带动“筹海”、“引夷”入内陆决战、“志西南洋所以志西洋”的战略视野,也早已经属于封建糟粕,不在所谓“海洋文明论者”话下了。

但是,一旦考虑到自18世纪中期以降,中国西边的远近邻居们——奥斯曼帝国、伊朗、印度——如同多米诺骨牌,纷纷被英、法、俄分割解体,如果考虑到早于鸦片战争之前约半个世纪,中国之西大门就已经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洞开的危险,――假设再进一步,一旦考虑到咱们的西门所面向的,就是今天中国发展的命根子——石油资源,那么你若还说清朝在山穷水尽之际把战略重点压在西南、西北,而不是东南沿海,是由于它鼠目寸光,闭关自守,压宝压错了地方,那么就只能说明你眼睛长期只顾盯着所谓“海洋文明”,小便宜赚尽,到头来吃大亏的没准还是自己。

众所周知,17世纪的中后期是世界历史发生重要转换的时期。但是,与在这一时期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发明了君主议会制度相比,意义更为深远、重大的政治制度创新,乃是在亚洲的腹地所发生的新的制度形式。而正是依据这些制度创新、新的制度形式,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帝国才得以奠定。这些新的制度形式主要包括:1691年,康熙为了调解咯尔咯蒙古各部纠纷而创立的民族协商制度——多伦会盟制度;1709年,康熙为了调解蒙藏纠纷而确立的中央仲裁机制——达赖、班禅与中央驻藏大臣共治西藏的“驻藏大臣制度”;随着削平地方军阀“三藩”势力而形成的西南地区的“土流并举”和“改土归流”制度等。

如果说1688年以降的英国“光荣革命” 所创立的议会君主制度,其贡献是在单一民族国家中形成了各社会阶层互动的制度形式,从而为所谓“现代性”奠定了基础,那么,17世纪中后期发生在亚洲中部的这些制度创新,则为在一个极其辽阔的区域中多民族的、庞大的人口之间的和谐共处,奠定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多元政治制度。而这一制度形式,不仅仅是大清在19世纪的风声鹤唳中得以稳定西部版图的根本,而且,在今天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它更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的现代性”提供了深刻的政治资源。进一步说,对于当前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大业而言,如果眼睛仅仅盯着17世纪后期以降西方现代性的政治遗产,而忽视同时发生在亚洲中部的伟大制度创新对今天的启示,那么,这样的历史视野,这样的“政治观”就将是单一的、狭隘的和片面的。

也正是从这样的历史视野去看,中国的活力与动力,其实就来源于其内部不同地域结构之间的互动与和谐。而自古以来所谓“正统”,指的也无非是洞悉这一结构的互动与和谐之道,而并非一家一姓、一门一派的独占。因此,从“论十大关系”到东西部统筹、协调发展的构想,正因为体现了此种“天下观”,方才合乎圣人道。

西村纺花东港撒网,北疆播种南国打场。长城内外是故乡。――此所谓:举天下之力,行万世之法,中华民族江山有思,圣者混一天下,然后为正统。





2.“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世界历史也是一个互动的结构。

正是按照这“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Gunder Frank等经济史学家方将全球经济体视为一个“多边多角”的结构。所谓“天时、地利”,也就是说某一国家、某一阵营在此历史进程中、在此结构运动中所处的“位置”,就决定了世界霸权的升降转移。而19世纪伊始,世界历史最关键的变化就是:中国和亚洲正是由于丧失了它在这一结构中的“地利”,才不断走向衰落;而在新的全球地缘政治结构中,占尽了“地利”的英国,则因此走向世界霸权。

所谓19世纪以来之“地利”(英文叫做location)变迁,是指19世纪标志着一个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形成。而1804年则是个确切的分界线。从那时候起,英国利用印度殖民地的产品,扭转了它在中英贸易中的长期劣势。从此,中国—印度—英国之间的多边三角贸易结构,源源不断为英国的发展积累了资本。而随后,英国—北美殖民地—亚洲之间更大的三角贸易结构,则形成了一个现代世纪经济结构的主要框架。正是这种结构的多边互动,在某一历史时刻会使得某个利益集团处于“顶尖”或者“角”的位置,这个位置意味着将收益集中于一角,而将代价扩散到整个体系。这其实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天时地利”。

19世纪的英国正好处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位置”(location),而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大不列颠”的原因。当我们将英国的兴起置于这种结构运动中去观察的时候,所谓英国产业之超前乃至文化、国民性之优越,都将变得不值得一提。而说白了,中国之衰落,天时、地利之丧失其实也是根本,“人心瓦解”则是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才会有所谓“时来天地皆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洞彻和醒悟;而这种境界的醒悟,我以为当然要比空谈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自由市场全球化”要高明一些。

当然还有一条也的确是个事实:19世纪的英国武装走私贸易集团,是以“武力”改写了全球政治-经济结构,而中国则是被人家的船坚炮利,从“地利”的地位给打了下来。既然打不过人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因为胳膊根子粗这一条当然也是个 “硬道理”。

换句话说:从16世纪到19世纪,西方列强在欧洲内部分裂所导致的长期军阀混战中,终于锻炼出了一个法宝——船坚炮利;而中国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在蕞尔小国的穷兵黩武面前被打得满地找牙,仿佛在一霎那就盛极而衰。这一切也都不过说明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欧洲正是以它内部的分崩离析、军阀混战为代价,才收获了富国强兵的进化论,方练就了胳膊根子粗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而中国则以它的维持内部大一统的长期和平发展,到头来反而陷入了屈辱挨打、四面楚歌。

19世纪以降,科学、民主、自由、市场,看起来中国仿佛样样都缺,但是说到底,在那个适者生存的虎狼世界上,她最缺的也不过就是枪杆子罢了。

而漫长的20世纪,中国绝大多数时间一穷二白,吃不上馒头穿不上裤子。20世纪的中国也仿佛什么都缺,但是我们却拥有了两弹一星。如果说区别,这才是根本的区别,这也才是导致18世纪以来的世界结构,在20世纪发生了大翻盘的硬道理。

说到底――正是20世纪的三场战争,最终扭转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抗日战争将日本皇军请回老家,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东北,越南战争逼迫美国从太平洋的那一端向中国伸出和平的手掌。20世纪100年,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在我们的前面英勇地牺牲了。人死不能复生,“翻盘”的代价举世无双,换来的那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而所谓“站起来”,就是指20世界后期以来的中国重新获得了她丧失了近200年的“天时与地利、人和”。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是指从上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世界不得不与中国平等相处的同时,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与地位更非任何西方国家可比,而这些更吸引了有着共同传统价值的亚洲周边国家的眼球。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使得在19世纪解了体的“大中华”经济圈得以在21世纪重构。所谓“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其实也不过就是指这个互动的新结构的形成――或曰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产生。

汉唐以降,中国逐渐完成内地与西南、西北之混同;而自宋至清,又历千年艰辛,方完成内地与东北混同之局面,故经历两千余年筚路蓝缕,方有中华之版图大定。而自鸦片战事骤起,东南沿海从此成为“新边疆”,故自《海国图志》之《筹海篇》以来,如何应对西洋资本帝国之挑战,则为近两百年来之战略新课题。

然而,这课题的关键却是:中国必须以“整体”而不是内部分裂的方式来加入世界秩序。因为近代以来,欧洲恰恰是以内部的分裂、“民族国家”群雄并起,才开始了它们的近代。于是,19世纪以来,中国人仿佛什么都必须向欧洲学,也仿佛什么都能够向西方学,但是只有内部解体、分裂这一条,要学它,那却是万万也不能够。这也就是为什么两个世纪以来,救亡不但压倒了启蒙,而且救亡、维护中国的统一,实际上也应该、必须压倒一切。所谓发展当然是个硬道理。但是在这个道理之上,还有更硬的道理,那就是分裂与统一。不能以分裂为代价去换取发展,造成分裂还不仅仅是个“千古骂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发生某个地区性的、局部的“分裂”,它也绝不仅仅意味着在中国这个总体结构上分出一块那么“简单”,因为从结构互动的视野看,它意味着“天下”塌下一角,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结构整体的失衡,从而产生不可收拾的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这就是当年康熙所看到的:如果听任葛尔丹分裂蒙古一小部,那么那整个蒙古、新疆和西藏都会随之分裂。

两个世纪过去了,中国被证明是惟一一个没有通过内部分裂的方式,而是将原来的帝国版图带进了“现代”的国家。若没有这样的版图,如此庞大的人口被挤压在远为狭小的空间里,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灾难性局面,这恐怕是我们今天所不敢想象的。而今日的欧洲竭尽全力,却还没有完成它的“统一梦”,因此,所谓中国与“西方”这两百年的恩恩怨怨、成败得失、代价收益,那也就不是一句话、一种“硬道理”就能说得清的。

“何必如此斤斤两两,患得患失”。还是放开些视野为好。祖宗留下一句话: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的无非就是让我们彼此扶持,纵是千难万险,那也“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最终以统一的方式度过了18~20世纪这一劫,那就是由于中国不是哪一家、哪一姓、哪一个人的中国,中国是56个民族56朵花,56个兄弟是一家。如同年轻时听罗大佑的歌:“花开花又落,放了五千年。五千多年,一样寒暑,我们老祖先,经营到今天。太阳上山,太阳下山,天和地之间,我们永永远远。”慷慨悲凉,思之令人泪落。

而所谓“天地之间”,也就是“天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公的世界,便也是“易”的世界,或者说是面向“天时、地利、人和”不懈运动的结构。此为前人所开拓之“天下观”之真知灼见,之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以全新的形式展开之原因。这份珍贵历史遗产,尤为今天我辈须臾不敢忘记、亦不能忘记。

1935年10月,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诗人毛泽东曾经这样描绘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里面的中国:“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1962年,毛在修改《实践论》时曾经感慨:有人想留名,有人想留财,我这辈子,只要能给人民留下点“文”就很知足了。

“中国有哲学吗?”“有所谓中国现代思想史吗?”――这就是今天某些邯郸学步者的梦话。只是这些人从来也没去想一想,他们顶礼膜拜的福科、德里达们究竟是谁的学生。没有《实践论》、《矛盾论》,哪来的“结构”、“后结构”?没有“三个世界的理论”,何来沃勒斯坦、萨依德?没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何来卡尔·施米特的新政治观、新主权论?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贯千秋”。――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3.在天时、地利之外,那就是人和。

近代以来,中国天塌地陷,仁人志士呼天抢地,求告无门,而大概也只有那当年被我校才俊们轻视的毛润之,才想到了平头百姓的力量。――当一切都丧失了的时候,他说:世界上万事万物中,只有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枪,没有炮,没有吃,没有穿,但只要咱们中国人还在,则心就不死。――这道理听起来并不难,难的只是像他那样如是说,也便如此践行。

天时、地利是硬资源,而人心则是软资源。而能将人心凝聚在一起的,那就是“文化”。――“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尽管文化究竟是什么,中外说法莫衷一是,但无论是英国人将其理解为“心灵的栽培”,还是德国人将其理解为“凝聚人心为制度”,以及当今欧美贤达所谓“文化政治”、“文化认同”,所指的其实就是凝聚人心的那个文化力量。

然而,中国所谓文化,并非是指定于一尊之“文化霸权”;它的基础,其实也就是在历史结构冲突中形成之“人心向背”。庄周所谓:“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中国者”,大意显然在指:“文化”并非尽出于中国,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不过视其有无于文化、典章制度上继往开来、融会创造新制度、新文明之能力。若丧失此创造新制度、新文明之能力,则“中国亦新夷狄也”(刘逢禄(《秦楚吴进黜中国表序》)。故与王朝帝国的“中国”相应,尚有一文化典章制度之“中国”在。不断开创凝聚世道人心、社会和谐的制度形式――此文化中国、 “礼仪”中国之谓也。文化中国、礼仪之邦,意即指此融会创造新制度文明之能力。

因此,“天下”不仅仅是指天时与地利,而且就更加指“人和”,指将人心凝聚起来的文化、典章制度。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不过是指:丧失了文化创造力,那也就失去了凝聚人心的办法。也正是由于从天下人心的角度,将文化建设提高到凝聚世道人心的高度去理解,故庄周叹曰:“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此千古之叹,非仅就春秋战国而适用。

人心散则天下散,人心合则天下安,人心所向,则文化制度立。两千余年来,如北方大曲之于长安,佛陀石窟之于平城、河洛,满、汉、蒙、回、藏建筑之于北京、承德,――此礼仪融会、文化典章制度创造更新,历历在目,无不是当时人心所向之造物。――故此《庄子·天下》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中国者,百家之学或称而道之。”

从人心向背去理解“天下”,将文化建设提高到凝聚世道人心――即文化认同和文化政治的高度。这种“礼仪中国”、文化中国的信念,既是王朝帝国合法性之保证,亦是对历史上王朝帝国政治的批判,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更为中国历史上之改革提供强大动力。社会改革与发展,绝非单纯的物质和经济改革,而是文化的推陈出新,是文明的兴衰起伏。否则,一切的改革不过是胼胝,所谓的“发展”终将落入自设的陷阱。陈寅恪先生既指“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而又于“文化建设”孜孜以求,力图发扬光大者,正如其著作整理人万绳楠先生所谓实出于此“文化政治”、“阶级政治”之目的。

而从“天下”的角度去理解文化,这样的文化必定是多元的、平等的,它绝非特指汉文化或者儒家文化,也就非“传统”二字所能概括。当今学者所谓“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者,追根溯源,论亦出于此。因为方今之时,以“人心向背”为指归的“天下”观,与近世以来,按边境和人口划分之“民族国家”观,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来按“世界市场”和“国际法”划分之“主(霸)权国家”论,区别甚大,尺度更是不同;也正是这种不同,方才为现代中国之“主权形式”,提供了文化的、人心的而非单纯是种族的、市场的前提。而无此文化与人心之内在前提,所谓“现代中国”、所谓“56个民族大团结”、所谓“大中华经济圈”均亦无从谈起。――由此可见,“礼乐之制”并非仅存“虚名”,“天下”构想并非皆是空想,所谓“大势所趋”从来植根于“人心所向”。――而这就是我辈须臾不能分离之文化现实。

从这样的历史回到现实,21世纪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也正面临三个发展的瓶颈:一、高速发展带来的自然资源的短缺,二、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风云变幻,三、东西之间、城乡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协调和差距的拉大。而后者之险,之所以险于前者,就在于它潜移默化地瓦解着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威胁着世道人心,从而也为中国文化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课题。

Arrighi、Frank、Pomeranz、Sugihara、王国宾、黄宗智等国外学者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18世纪后期,中国之所以从“康乾盛世”突然衰败,发生了雪崩一般的效应,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高速的经济发展受到了自然资源和全球霸权结构调整的限制,长期经济领先的中国,反而落入经济和市场片面“高度发展的陷阱”。――用今天的话就是:18世纪后期中国的衰落,恰恰是由于片面发展经济,而忽视了国家凝聚力的问题所致。

按照麦迪逊等学者的经典研究,1830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占世界1/3,大大超过了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但是,1840年她却被GNP不足自己1/10的英国打败了。在这个意义上,清发展的是个人财富,而不是国家能力,大清不是不富,而是不强。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在19至20世纪挣脱这一陷阱,实现复兴,除了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运动之外,文化资源在其中起了特别关键的作用。以新文化运动和中国革命为标志的伟大的社会改造运动,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了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组织资源的优势,将一盘散沙的中国成功组织起来。中国现代新文化调动的人的因素,即高度的凝聚力,不仅仅导致了Sugihara所谓经济上的“勤劳革命”,而且它也是保持中国统一,并建成一个强大国家的基础。正是靠着这一切,中国最终改变了她在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回首漫长的、山穷水尽、艰难后死的20世纪,在天时、地利皆失的状况下,幸而中国人心不死,而据此文化方得以再造重生。决定天下兴亡的是人心向背,决定人心向背的是文化创造。作为中国人,对此我们更应该感同身受。

这也许就是我的一位朋友曾经写道的:“陆地淹没了,你就在海上飞翔。/海洋干涸了,你就在天上飞翔。/天雷滚动了,你就在火里飞翔。/火焰熄灭了,你就在苦难中飞翔。/过去倒下了,你就在未来飞翔。/未来退却了,你就在现在飞翔。/现在迟疑了,你就在心灵中飞翔。/心灵败坏了,你就在创造中飞翔!”――我以为,这是对新世纪痛楚的歌唱,也是献给逝去的19-20世纪的很好的一首中国歌。这歌词如此令人感奋,它使得我时常在懈怠中奋起,去写那些令正人君子们深恶痛绝的文字。

“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此时此刻,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在整整60年前说过的这些话,如同磅礴的力量,正从大地的深处缓缓地升起。

当编辑这一系列文章时,我也想起周围许多像纪苏这样的朋友们:李零、汪晖、张承志,他们以自己感人肺腑的歌唱、雷霆万钧的思想和浩然正气的文字为汉语增光。作为他们的读者,我受益良多。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平先生、普林斯顿大学严海蓉女士于此稿刊布前就部分章节提出批判意见。二位浸润此课题既久,躬行实践之志尤令世人感佩。黄平先生领我走进大地和民众的深处,教我认识祖国山河之壮美。在普林斯顿,海蓉帮我打开世界的视野,学习一种崭新的“中国观”。没有他们的直接点拨,本书的思考恐将无以成型。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诗人感时之辞也,“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旷古慷慨悲歌也。“有亡国,有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呜呼,吾辈不闻此忧患文明之心声,久矣!

倘承博学君子不误会此文笔之本旨,而于讹谬之处多有纠正,笔者不胜荣幸之至!





韩毓海

2004-7-23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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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C 更新时间:2013-05-02 关键字:韩毓海江山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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