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江泽民在1992年6月的讲话中，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10月，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区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资本主义经济改革”。这两种改革，是两个方向、两条道路、两种后果的改革。分清两种改革，我们要坚持什么样的改革，否定什么样的“改革”就清楚了；把反对资本主义经济改革说成“否定改革”的伎俩就破产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市场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市场经济。这一术语，能够反映出社会主义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要求。

其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党领导的市场经济。党领导一切，当然包括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经济的专业性，绝不是说只有“专业人士”才懂经济，才能决定经济行政和经济活动的运作。实践证明，在另类意识形态的煽动和诱惑下，把国有企业搞垮了，股市崩盘了，金融危机了，钱跑到富人和外国人手里了，两极分化了。其重要原因，是所谓“专业人士”所利用的西方那套玄学理论、新名词术语和数据，起了恶劣作用。这些所谓的“内行”，恰恰是只会骗人的外行。

其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政府管理的市场经济。另类意识形态鼓吹“服从型政府”，认为任何对市场的管理，都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他们不仅认为政府不能管理市场，而且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是不可以的。由此可见，所谓“服务”，是为资本服务，为资产者服务。在当代，自由资本主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人民民主政权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一定是“管理型政府”。没有政府管理的市场经济，一天都不能存在。

其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经济。这是生产社会化、国民经济体系化和经济国际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统一的市场经济，是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统一的资本市场、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统一的资源和能源市场、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富裕地区帮扶老少边穷地区”，“共同富裕”等等，是建设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是建设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的直接结果。缩小城乡差距，能够巩固工农联盟；缩小地区差距，能够防止“一藩坐大”；缩小收入差距，能够保障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

其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摆脱了恶性竞争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市场经济。在目前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情况下，不是要取消公有制经济，而是公有制经济要占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个体工商户自己和家庭生产经营，数量庞大，功能齐全，应当合理发展。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产生恶性竞争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对竞争对手采取进攻性、敌对性行动，造成了经济关系的严重混乱，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破坏了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使日益积累的社会矛盾，表面化、激烈化，把国家推到火山口上。

其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长期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大部分人富不起来，不是共同富裕。现在不做，而是等将来自然而然地到来，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涓滴”理论(trickle down)，不是我们党的共同富裕思想。富者愈富，穷者愈穷，10％的人占有80％的财产，绝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代的市场经济，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家。要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根本区别，是社会经济制度性质和运行机制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可分离的市场经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可分离的市场经济。

我国的市场经济，必须加上“社会主义”。言之行之，必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期，一位副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使用的是这一术语，“社会主义”字样没有丢弃，无负于亿万江东父老。“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的企盼落空了。

马克思那个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各种社会主义竞相登台。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就专门批判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冒牌的社会主义太多了。这种情况，使马克思恩格斯更多地使用了共产主义字样。对此，恩格斯曾做过说明。

当代，由于垄断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和掠夺，特别是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后，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也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初级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宗教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合作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等。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同内外敌人殊死搏斗而屹立的，是经历过历史检验的，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是同上述“社会主义”有质的区别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八个字。其中，“社会主义”明确了我国经济的性质、方向和道路问题。“市场经济”四个字，说明作为基本经济规律的价值规律还在起作用。由于实行多种经济成分，私有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无政府性，使价格成为市场经济的焦点。价格的畸形运动，大涨大落，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危害。对此，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政策的法律的措施加以调整。我在几本书里，都论证过价格关系，绘制了我国四个主体的11种价格形式的关系图式，提出过“停止价格”术语（这个术语难于翻译，当时认为“停止”一词还是比较准确的，就从国外直接引进了）。所谓“停止价格”，就是超过公众认为的价格上涨界限，国家发布“停止令”，违者依法处理。

研究价格问题，首先应当研究房地产价格。我曾在一本书中揭示过，我国的房地产产业是“穿香港鞋、走香港路”，乃至“炒地皮”、“炒楼花”、“滚动式开发”、“空手道”、“涨价密则”、“吸引顾客守则”、“小区起名技巧”等等，招招不走样。建开发区，劈头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地皮问题。对此，一位港商出一奇招——“卖土地”。土地是国家和集体的，不允许买卖，顾不得了，只能突破宪法规定，迈出这一步。接着，港商把香港的法规、操作程序、价格制定，以及大量图纸送来。这些情节，这位港商后来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都写了出来。

房地产绑架了银行、绑架了购房者，绑架了地方政府。据报道，2022年一季度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53.22万亿元，同比增长6%，我国居民的总负债超过了200万亿，人均背债14.7万。假如这些数字是真实的，怎么得了呢？对于房地产问题，应当随时通过价值规律引导，采取限制、改变等措施，使之不能大涨大落。现在走到这般天地，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假如“救市”是个好办法，需要救的是银行、购房者和地方政府，而不是房地产商。他们公司账上，表面都没有什么钱，实际上，利用公司制个人财产同公司财产相分离的规定，每月每年的钱都跑到个人手里了。三四十年了，钱堆成山了。公司亏损、破产，同他们个人没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拿国家财产去救房地产商，实在是费力不讨好的买卖。

涨涨——歇歇——再涨涨——再歇歇——再涨涨涨，总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里兜圈子、打转转。要不要让人喘口匀乎气呢？现在为了“救市”，据说又有个新发明：贷款到80岁。有银行90岁，有的银行100岁。耄耋之躯还要做房奴！必须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壮士断腕。人心向背是决定性因素。“人心齐，泰山移”。以房地产业的根本改造为契机，我国经济一定会打拼出一片新天地。

资产阶级辩护士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造了不少理论。马克思当年讥讽德国是“一会儿产生一个理论”的国家。其实，这些“理论”的制造者不懂得什么是理论。理论一定是范畴和范畴体系、论证和论证体系、逻辑和逻辑体系的总和。没有范畴，没有论证，没有逻辑，是称不得理论的。

当代著名的“科斯定理”，只有案例，乃至连命题都没有，却称之为“定理”。只是西方学者将科斯于1 959年《联邦通讯委员会》上的一句话即“权利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抽出来作为命题，后由乔治．J．施蒂格勒以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叙述的养牛人和粮农的案例为据，将上述命题称为“科斯定理”。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贫困和悲哀。

“假设”和“实证”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固有特征。

假设的第一个特点，是用假设作为研究的起点，从抽象的假设出发，不是从现实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出发即不是从现实现象中抽象出一般理论。这是假设的前提存在问题。假设的第二个特点，是用推论来说明假设，其假设和推论都是主观产物，同具体现实脱节。这是假设的中间媒介环节存在问题。假设的第三个特点，是在假设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同其他不同的方面或层次相混淆。这是没有对多方面、多层次的客体分别找出它们的具体规定性，从而进行多样性的统一。西方经济学的假设，不是学术上的假设而是作为假想的假设，这种假设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从“科斯定理”说，科斯未对“交易成本”做出界定，也未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而且，假设“当交易成本不为零时，财产权的初始分配将影响最终资源配置”，其实，交易成本是否为零，与“财产权的初始分配将影响最终资源配置”无正相关关系；特别是提出“私下交易（谈判）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在垄断和国家垄断条件下是不存在的。科斯的上面三个假设全错了，没有根据（这我已经批驳过了，在此不再展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1989年《关于国家的经济作用》一文中明确指出：科斯定理是“科斯谬误”(The Coase Fallacy)，“经济学中也许没有一种神话像我要说的产权神话那样影响深远。这种神话是一种危险的神话，因为它误导了许多转型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上”。

“实证”是一种方法，是收集、获取研究对象的客观情况的方法，是对社会客观情况求解、证明的方法。实证方法以经验事实为对象，以事实说明事实。

西方经济学采用实证方法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在坚持实证的客观性上，主观过程缺乏对对象的真实性的把握。堆积材料，“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忽视材料彼此间互证性和有机联系。这样，实证的结果不可能是科学的；二是在坚持事实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上，两者往往处于割裂状态。只“用事实说话”，不能用逻辑贯穿事实，则事实的可靠性、证明性便丧失了；三是未能将实证方法同实证主义相区别。实证属于方法范畴，而实证主义是方法论。“实证就是一切，其他是没有的”，这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用实证主义总观念来观察、处理问题，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西方经济学尚且如此，那我们呢？“假设”、“实证”离谱，而把范畴、论证、逻辑“三没有”的东西说成理论，并制造“理论”的虚假繁荣，更离谱。

我国另类意识形态所鼓噪的指导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都是些什么“理论”呢？为自由资本主义鼓吹和辩护的“理论”形形色色，数也数不清。这里只是摘其要者。

其一，“自由竞争理论”

“竞争”是一个动态的、多样化的概念，因而给竞争下一个唯一的定义是困难的。通常认为，两个以上的经济活动主体，各自为了获得更多的卖主，对于一定的商品或劳务，自由地进行生产、销售、购入及其准备和补充行为（调查研究、投资、广告宣传等）的全部活动。这样的竞争概念表明，竞争是由诸多经济活动主体参加的，并且竞争是在市场上展开的。因此，不能把竞争简单地理解为单个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竞争，也不能理解为脱离市场的竞争，而应更多地从竞争的本质以及市场机能方面来理解竞争概念。

“竞争”表现出的是市场力量。每个生产者都摆脱不了这种市场力量的支配，他们不知道市场这个命运主宰者会给他们发出什么样的命令。

西方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自由竞争是自由放任的基石。1852年英国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辞典》，把竞争比作太阳，说竞争之于工业界犹如太阳之于自然界。《论自由》的作者图亚特.穆勒断言，“对竞争的一切限制都是祸害”，“扩大竞争总是最大的好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垄断是良好管理的大敌；只有通过自由的普遍的竞争才能确立良好的管理；因为自由的普遍的竞争能迫使人人为了自己去搞好管理”。

自由放任的经济条件，造成了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观念。而将其精制成经济理论形态的，当推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代表们。其中，掠夺成性的冒险家威廉.配第和靠证券交易投机发财的李嘉图要比亚当．斯密逊色。亚当.斯密这位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的理论，既能为新生的资产者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他们的安宁，适时地反映了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要求，因而被奉为国家政策和法律的理论基础。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核心是自由放任主义。

在无政府状态的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放任经济中，“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和稳定状态”。“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自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8页）。

其二，“完全竞争”理论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宗旨，但在垄断和国家垄断面前绕来绕去，制造出自由主义的新花样。其中，典型的是所谓“完全竞争”理论。

“完全竞争”理论，是在完全竞争的假定条件下如何确定商品的均衡价格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又称“纯粹竞争”（Pure competition），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众多的买方和卖方，每个厂商供应的商品量在该商品的总供给量中占极小比例，以致任何一个厂商都不能单独影响市场价格；另一个是每个厂商供应的商品都不存在任何差别，因而买方不会对任何一个卖方产生购买偏好，从而市场不会存在任何卖方的垄断。在这样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厂商的平均收益与相应的边际收益始终是同一个数值，因而平均收益曲线AR与边际收益曲线MR是同一条直线，其高度是当时的市价OP。由于市价为OP时，能够使厂商获得超额利润（超过正常利润的利润），这就必然使更多的新厂商进入该行业进行竞争，从而出现市场价格降低和厂商的销售量减少。这样，需求曲线dd逐渐向下平移，直到新的需求曲线d’d’与平均成本曲线 AC的最低点相切于G时，超额利润消失，达到市场均衡，从而生产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市场经济的事实早已证明，上述完全竞争的两个条件从来没有出现过，超额利润从来没有减少或消失过。因此说，完全竞争只是垄断和国家垄断条件下一种假想的竞争形式。在根本不存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既定的收入分配原则，决定了不可能有效地改变商品需求的结构和数量，不可能实现生产资源的最有效利用，而落脚于“法定权利的均衡分配是有效率的”说法，注定是一个伪证。

在“超国家垄断”条件下，国际垄断组织自己搞垄断，却要求所在国实行“自由放任”，顺应“自由放任”而制定政策。国际垄断组织用20世纪的垄断形式，对应发展中国家的18世纪那种自由放任，结果只能是西方国家愈来愈富，而发展中国家愈来愈穷。

其三，“利润最大化理论”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首要前提，是利润最大化原理。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动，必然使物的因素集中在一方，劳动力则与物的因素相分离，处在另一方，从而加剧人与物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而每一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动，又使主体间相互对立、恶性竞争，社会经济处于无序性和不可调和的状态。

建立在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分析基础上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是否定了而是再次重申了亚当.斯密们的理论。不过，该学说的代表人物理查德.波斯纳的方法论，是建立在分析资源分配效率的基础上。把“人的利己本性”改为“效率”，把“利润最大化”改为“社会财富最大化”，使“利润最大化”理论具有了“现代性”。所谓“根植于自我利益的选择的总和也是社会的最佳选择”，不过是古典主义经济学“利己主义”的翻版，其理论思想一脉相承。

当代经济条件下，坚持“利润最大化”或者“社会财富最大化”理论必然会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美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件：福特品托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意外抛锚，被在同一方向行驶的汽车撞上，汽车起火，驾驶员死亡，同车乘客严重残疾。该车的供油系统和油箱在车速达30公里/小时后，经障碍物碰撞有起火危险。对于这一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简单的改进设计，即加上一个只需11美元的“加固器”来解决。然而福特公司内部文件显示，公司对品托汽车事故可能造成的死亡和伤害成本作了估算，并对这种成本与改进设计成本作了比较：支付180人死亡和180人伤害的成本，低于用于每辆车增加11美元的改进从而避免伤害的费用。改造汽车供油系统需耗资1.37亿美元，而可能就人身伤害支付的费用是4950万美元。简单的计算告诉福特公司，无需耗用巨额资本弥补有限的损害。福特公司使用较少的资源来赔偿伤害的损失，而不去改进供油系统是合算的，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代经济、法律条件下，企业的行为不仅应当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而且应当同时有利于社会利益。换言之，福特公司的决策应建立在不侵害社会公益的基础上，使用有限的资源来获取合理的利润。

福特公司的事例绝不是企业界的例外。在“利润最大化”营商环境中，企业的行为几乎没有界限，它们认为所有追求利润的行为都是合理的。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带来的十分明显的弊害。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像亚当.斯密等经济学派所梦想的、边沁所说的实现了“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的幸福”。而是相反，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贫困化，整个社会走向了两极分化。

“利润最大化”就是资本最大化。资本最大化的直接结果是资本统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实行私人资本垄断和资本统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四，“资源配置效率理论”

资源配置效率是资源使用的效率，一般指企业的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理论有三个主要观点，即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和最重要方式；资源配置的目的是效率最大化；资源配置效率是价值、正义的判断标准。从这些观点不难看出，“市场”、“效率”是资源配置效率理论的中心范畴。

资源配置效率理论中的“资源”，范围很广，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社会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教育资源等等，乃至网络资源、虚拟经济资源等等，也都属于“资源”。资源配置靠什么？在当代，不可能只靠市场。以资本资源说，资源配置效率理论认为，在市场配置中，资本资源起关键作用，认为资金流向能够带动人力资源等要素的流向，认为对于不同效益的行业、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能够提高企业的资源使用的有效程度。而我们知道，进行资源配置的不仅仅是市场，还有国家，而且，资源配置的效率不仅仅是微观经济的效率，还包括宏观经济的效率。

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的流向，一定是那些能够赚钱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在我国，如果资金、劳动力和技术流向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不流向其他欠发达地区如西北地区，那就必将造成个别区域的畸形发展，使我国区域经济的差别越来越大。实行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的自由主义流向，从微观经济看是合理的、有效率的，但宏观经济看是不合理的、没有效率的。况且，任由市场决定资源的价值、效率从而决定资源配置的正义性，是不可能的。

资源配置效率理论，反映了建立和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需要。

其五，“涓滴理论”

所谓“涓滴理论”(trickle down)，是说“通过富人消费、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如水之自上而下‘涓滴’，最后惠及穷人”。这种理论，主张在经济增长中先富起来的群体、地区通过消费、投资等惠及贫困阶层、地区，并不直接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认为政府的财政补贴应当直接给大企业，经过大企业再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里根政府认为，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把蛋糕做大，最终使穷人受益。其预算总监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认为，维持自由放任将使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的人受惠，而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后必然会惠及社会全体成员。

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共同富裕”理论和国家政策。

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到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西方国家不断调整劳资关系，立法一个接着一个。“圈地运动”中制定流民法、济贫法和新济贫法，1802年，英国的《学徒道德与健康法》，后更名为《工厂法》，欧美及其以外的国家，也都制定了工厂法。对童工和女工，工作时间，夜间工作，作息制度，职业安全卫生等做出规定。1880年，英国颁布《雇主责任法》。1919年，法国颁布法律，率先在全国各行各业实行每日8小时、每周48小时工作制度。1903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颁行了最低工资法后，西方各国都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在西方国家，养老保险法、社会保险法、失业保险法、工人赔偿法、平等报酬法、就业年龄歧视法、职业康复法、残障法等法律，几乎出齐了。特别是《国家劳资关系法》、《企业共同决定法》，提出“让雇员参与分享企业发展成果”，实行“利润分享”制度。这一个个的“涓滴”，资本主义的本性改变了吗？没有。资本统治没有变，劳动异化没有变，资产阶级专政没有变。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和国家垄断后，相继制定了提高工人和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的法律。这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不是资产阶级改恶从善的嬗变，而是不得不采取的让步措施。

资本主义又是立法，又是制度，“涓滴”200多年了，消除贫困也嚷了200多年了，结果怎么样？社会仍是老样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继续两极分化。社会生产力空前未有地发展，社会成员空前未有地两极分化，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申明，“工业的进步，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

其六，“土理论”

另类意识形态为他们主张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制造了“理论”。这些“理论”，是本土的、土掉渣儿的“理论”。是“拿得洋人的火来煮自己的肉”的“理论”。

譬如，“找市场理论”

所谓“找市场理论”，是说“市场中出现的问题，要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有问题要找市场，不找市长”。这个“理论”，是从科斯和波斯纳的“外部性”、“反对国家干预”理论那里直接演绎过来的。在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各国，超国家的经济和超经济的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垄断资本与国家相结合，经济与政治相统一，因而“市场”和“市长”是一对孪生兄弟。企业家们不只是找市长，还要找总统。口头上说“找市场，不找市长”，实际上总是找完了市长之后去找市场的。

这种“理论”，是西方“唯市场论”和“小政府论”反翻版。为此，就要修改宪法，实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入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入宪”，制定保障私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物权法、制定以契约自由为原则的合同法，以及采取一切有利于培育和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措施和司法保障。实践证明，“找市场理论”根本不是什么发展经济的理论，而是为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制造根据的“理论”。

譬如，“自行车理论”

所谓“自行车理论”，是说“经济增长像骑自行车一样，越快越安全”。主张为了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提高效率，就要讲速度、讲快，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否快，取决于市场交易的速度是否快。其实，骑自行车绝不是越快越安全，而是越快越不安全。谁都知道，行驶任何自动车和机动车，都要“一慢二看三通过”，有停有行，时快时慢。经济发展也是这样。

这种“理论”，要求实行“顺风规则”，即实施顺应经济周期的立法和政策措施。我们知道，国民经济并不是一个绝对稳定的运行系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或周期性波动，因而应当从这一规律出发，进行有针对性的调节。调节周期性经济关系的政策和法，是“反周期政策法”，而如果是“顺周期政策法”，那么国民经济只能在大起大落中最后走向崩溃。

譬如，“木桶理论”

所谓“木桶理论”，也称为“短板效应”理论。是说“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一个木桶盛水的高度取决于其中最低的那块木板”。这个“理论”是美国人彼得的一个比喻。他把企业的管理比做一只木桶，把其生产率或经营业绩比做木桶里装的水，那么决定企业“水”平高低的因素就是最短的那块木板。其比喻的目的，是要提高企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围绕一只“木桶”，我国又演绎出不少“经济分析”来。譬如，“直径论”说，一个木桶的储水量，还取决于水桶直径的大小，基础扎实、资源面广等直径大的，对企业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形状论”说，在每块木板相同的情况下，木桶的储水量还取决于木桶的形状，圆形的面积大于方形的面积，因此，人、财、物都要围绕一个核心运作；“状态论”说，木桶的最终储水量，还取决于木桶的使用状态，木板之间有裂缝，破旧了，装不了多少水，所以各部门相互配合，保持良好的合作状态，才有竞争力。

这种“理论”，要求实行保障企业自治和自由竞争的政策和立法。为此，就要向私有制要竞争力，向雇佣劳动力要竞争力。认为公有制、铁饭碗是企业的“短板”，因而首先要进行私有化，变国有企业为私有企业，这就需要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私有化政策和立法；而且，必须进行企业制度的改革，将联合劳动制度改变为雇佣劳动制度。这又是一整套政策和法律制度。

一时间，我们学界的“学说”、“理论”满天飞，繁荣得不得了，当年的德国只能望其项背呵。说墙是水做的，叫“水墙”说，说太阳是方的，叫“日方”说。可不可以呢，是完全可以的，但要有论证。没有论证，是绝对不能称作理论的。说“胆子大一点儿”，不是让你“胆子过大”。世界上什么事情多一点儿、少一点儿都是不行的。“大门而入”是抢劫罪，多一点儿成“犬门而入”，就是了盗窃罪了。把抢劫罪判成盗窃罪，你这个法官该当何罪？在我们学界，在有些学科，何止是知识多一个点儿、少一个点儿问题呢。根本问题是全盘西化。

近日，我们的唐吉坷德们又满身披挂，带上桑丘和长锈的长矛，向新时代开战了。然而，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流水落花春去也。有时候，他们只好“在天堂喝啤酒”（马克思语），回忆那段口吐莲花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