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主要依据国际决议制定，有些会议的主要文件直接由国际代表起草，甚至一些重大决策是依据国际代表的个人意见。应该肯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过很大帮助。但他们远在莫斯科，对中国情况不大了解，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就难免有些不符合实际。这就要求中国同志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于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的中国革命实践，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遇到的各种理论和政策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处在革命斗争第一线，首先在局部地区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在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斗争中，摆脱、抵制“城市中心论”，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八七”会议总方针和中共六大决议，独立自主地开创一条与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从城市到农村)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条最成功的经验。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是对大革命失败的深入总结，确立于革命历史的转折关头。大革命失败的事实，宣告陈独秀等“领袖同志”的右倾主张是错误的，而被他们否定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思想恰恰是正确的。这对毛泽东震动很大。他经过深刻的反思，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破除了“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迷信，确立了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的思想，并开始付诸实践。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瞿秋白在九月下旬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郑重指出：“我们党内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毛泽东善于应用马列主义观点，从革命实践中总结经验，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本文仅就他在开创中国革命道路方面的独特创造，作一些阐述。

一、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相结合

　　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亲自经历的大革命及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总结出“枪杆子”(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思想。这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雏型，也是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理论的萌芽。恩格斯曾经指出：“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

　　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集中反映于《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发言从国共合作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强调指出：会议应更重视军事武装，如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新政治局常委会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土地革命“要根本取消地主制”，才能最广泛地发动农民起来暴动。这对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即以革命武力夺取政权的思想。他认为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不抓军事，放弃对军事的领导权，当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国民革命时无力反击，造成大革命失败的悲剧；蒋介石、唐生智是靠枪杆子起家的，而且是一直紧抓军事武装不放，一旦大权在握，立即转向反动，屠杀共产党员，镇压工农运动。会后十天，他又在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深刻地指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这样，毛泽东就把马列主义“暴力革命论”中国化，变为中华民族通俗易懂的语言了。

　　毛泽东主张彻底地实行土地革命，以广泛地发动民众运动。中央提供“八七”会议讨论的《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仅规定“没收大中地主土地”而对小地主则“减租”。毛泽东则根据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的实际情况，发言提出：“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可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不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并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的模式。毛泽东当即表示不赞成罗明纳兹的做法。他回湖南实地调查后进一步指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在发言中要求军事运动(即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指出：从前我们批评孙中山先生“专做军事运动”，不做民众运动；而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结果，两者殊途同归，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也失败。基本教训是：必须把“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相隔一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对“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相分离的计划提出了批评。他说：湖南省委要组织一师武装与南昌起义部队一同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要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扩大，所缺的就是武装，当前正是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湖南暴动即便失败，一师武装也不要去广东，“而应上山”，同农民运动相结合。

　　毛泽东总结“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整整十年的考察和思索。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曾经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认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是民众大联合的胜利，辛亥革命与“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所以很快就失败，但却赞同克鲁泡特金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革命，把民众大联合与暴力革命对立起来。在一九二一年初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他抛弃了克鲁泡特金的和平主义，既主张暴力革命，又要民众大联合。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主要从事民众运动，直到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爆发，才明确提出共产党也要掌握军事武装。可见，只有经过大革命失败的“阵痛”，才能够总结出“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总结出“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不容易，实践这种思想更困难。因为，它既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又需要党内上下级的统一认识。尤其它要成为全党的共识，更需要有个逐步统一认识的过程。

　　八月中旬，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他结合本地实际向湖南省委传达中央“八七”会议新策略，指导会议制定了调两团军队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秋收暴动计划，上报中央。同时，毛泽东经过实地调查和对形势的分析，以湖南省委名义致信中共中央，认为“八七”会议决定秋收暴动举“左派国民党旗帜”、以国民党名义赞助农工政权已不适合时宜，独创性地提出秋收暴动举共产党红旗，建立工农兵政权的主张，并且拟定包括没收小地主土地在内、平均分配土地给农民以及给地主生活出路的第一个地方性的《土地纲领》草案。这是从湖南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八七”会议总方针的具体实施方案。

　　但是，湖南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写的信都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批评、指责。在二十二日政治局常委会上，他们指名批评毛泽东，说“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口号与中央“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的主张不同。会后，复信湖南省委，他们除批评省委秋暴计划外，还对毛泽东信中的几个问题提出指责：当前抛弃“国民党左派旗帜”，实行工农兵苏维埃，“这是不对的”；“目前仍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批评并不是“唯上”是从，一切照办，而是独立思考，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引导湖南省委会议联系实际进行讨论。会议认为，中央批评不符合湖南斗争实际，决定回信答复中央的批评。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回信说：中央“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兄所说”，(一)所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二)所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同时，毛泽东坚持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同湖南省委一道实施以长沙为目标的湘中七县暴动计划。

　　毛泽东的创见来自斗争第一线，集中了革命群众的智慧，是符合斗争实际的。他的真知灼见，稍后就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九月十八日和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等两个文件，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涨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

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前提，“工农武装割据”则是“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相结合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前委书记身份赴安源，组成第一支高举共产党红旗的正规军与工、农武装结合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五千人)，作出三路起义会攻长沙的部署，同时布置湘东各县农民运动的密切配合。尽管湖南秋收起义的计划、组织和部署都是“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但由于革命潮流低落，强敌占领长沙城及邻近各县，民众运动被镇压下去还没有恢复起来，新建的工农革命军还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的各级党组织尚未建立等，因此，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武装起义，在三路各有少胜后遭受严重挫折。事实表明，革命处于低潮，在敌军重兵把守的中心城市及交通要道，“枪杆子”是很难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的，那就只能另寻出路了。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湖南浏阳文家市主持召开中共前委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少数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改变进攻长沙计划，到敌人控制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立足地的主张。这是毛泽东从革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开始，也是中国革命从进攻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的战略转变的重要开端。

　　前委转兵农村的决定，既符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也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

　　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经过艰苦转战，于十月进入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这是一个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理想地方，而两者要真正结合起来，还必须加强革命军的自身建设，必须重建地方党组织以领导农民运动。

　　在加强工农革命军建设方面，实行了“三湾改编”，将不足一千人缩编为一个团；确立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制度和官兵平等原则。毛泽东总结打茶陵经验，规定工农革命军担负“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还要求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工农革命军贯彻执行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密切了军民关系。

　　在重建地方党组织、恢复农民运动方面，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工作。在他到达井冈山茅坪的当天晚上，就召集在山上“打埋伏”的永新、宁冈、莲花县的部分党员开座谈会，建议他们迅速返回本县恢复党组织，带领农民开展反霸斗争。工农革命军的党组织帮助地方党组织得以恢复和发展。在茅平象山庵和遂川县城召开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的会议上，在听取各县情况汇报后，毛泽东强调在斗争中发展党组织，重视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各县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暴动，打倒地方豪绅，为工农革命军筹粮筹款，有力地配合工农革命军的行动。

　　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同农民群众真正结合起来，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工农革命军由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已经建立，我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开始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

　　照理，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谴责的，可当时却不尽然。湘南特委代表三月初到达宁冈，传达共产国际代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头年十一月的两个决议案。他贯彻《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城市中心论”，错误指责前委“太右”，“烧杀太少”，命令革命军第一师开往交通方便、利于进攻城市的湘南，配合湘南暴动。他贯彻《政治纪律决议案》精神，硬说毛泽东犯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错误，把中央“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党籍”。这样，毛泽东就成了党外的“民主人士”，“只能当师长了”。毛泽东组织上服从，行动上抵制，率革命军第一师到酃县中村(属井冈山边沿地区)，就停下来整训，分兵帮助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尽管如此，井冈山中心区宁冈仍被敌军占领和破坏，造成井冈山“三月失败”。

　　四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广州起义余部一部分及湘南农军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部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改为红四军)，大大加强了革命武装力量。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在五月二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工作方针：对内，加强军队建设，特别是军队中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对外，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政权和分配土地，以造成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朱德、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军民的斗争，就是实施给中央报告的方针。

　　红四军进一步同农民群众结合起来。毛泽东领导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各县、区都建立土地委员会，指导土地革命普遍展开。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永新县连多年入庵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得了土地，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毛泽东、朱德采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术，指挥红四军多次打退敌军“进剿”和“会剿”。在龙源口大捷后，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进入拥有六、七个县的全盛时期。“工农武装割据”在较高层次上实行起来。

　　这时，中共湖南省委代表又连续上井冈山，传达省委要红四军主力开往湘南的决议。毛泽东对此力持异议，立即主持召开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敢于从实际出发，作出红四军不能去湘南的决定，并报告湖南省委。毛泽东写的“决定”中，提出红四军不能去湘南的六条实际理由，如红四军去湘南，不能与农民运动相结合，“虎落平阳被犬欺”，“非常危险”；主张“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便“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

　　但是，中共湖南省委不采纳毛泽东有根有据的正确意见，省委代表只知形式地执行省委决议，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定，不察当时环境，乘短距离分兵之机，硬把红四军主力拉向湘南，招致湘南和湘赣边界同归失败，史称“八月失败”。

　　这时，红四军中有些人面临敌强我弱和十分艰苦的环境，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以坚强的革命毅力，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从理论上阐明工农武装割据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很有说服力地回答了上述的疑问。

　　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和形势出发，总结南方各根据地，尤其是湘赣边界斗争的经验，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并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所谓“工农武装割据”，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紧密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没有革命斗争就不能夺取政权，就不能建设根据地，就不能实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就不能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投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战略阵地，不建设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会因为没有可靠基地作依托而陷于失败，土地革命就无法进行，这是湘赣边界革命斗争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和论述“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但它却为这条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创立和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从山区来到平地，扩大了活动范围，并能从报刊上了解全国形势，从而扩大了视野。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六大决议，批判了从远方带来的“形式主义理论”，独创性地论述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中共六大决议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初才传到井冈山，它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形势的分析，对党的任务和政策的规定是基本正确的。而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决议虽然肯定建立根据地和红军的作用，但仍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高潮，都将要表现他的决定胜负的力量”。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贯彻执行中共六大决议，不仅发展了决议的正确方面，并且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决议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解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毛泽东同朱德指挥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消灭当地土著军阀，发展了革命阵地，并调查了社会状况。三月中旬，毛泽东在闽西长汀召开前委会议，会后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提出红四军的战略计划和全国一般工作重心的建议。“对一般的计划，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烈的夺取群众”；“一般工作的重心”，我们意见：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关于红四军的战略计划，报告提出：在军阀混战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一大区域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以发动群众，以群众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由此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然而，中央既没有采纳“一般工作重心”应放在红军和小苏区的发展上的建议，又没有批准前委割据二十余县的战略计划。相反，四月初，毛泽东、朱德在瑞金收到中共中央依据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意见写的“二月来信”指示。这个指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强调城市工作重要，提出今后“党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产业工人支部)。”与此同时，对农村形势作了悲观估计，将红军分散，“并决定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来中央”。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认真讨论中央“二月来信”指示，四月五日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央。复信尖锐地指出，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复信从理论上批评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毛泽东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又从四个方面阐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离开的理由。

　　尽管中央因蒋桂战争爆发，已不再坚持“二月来信”主张，但“二月来信”却给了红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引起红四军党内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同认识的争论。中央所派的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到达红四军，从远方带来“形式主义理论”，进一步加剧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贯彻中共六大决议和中央指示的独创精神，受到了“形式主义理论”的严重挑战。刘安恭以中央代表自居，积极推行中央“二月来信”，硬把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决议和指示，说成是自创原则、不执行中央指示的“反中央派”。他这种只看形式，不看本质，对苏联经验和中央指示只能一概照搬，而不允许作创造性应用的形式主义，致使红四军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发生根本性动摇，使得毛泽东无法继续主持前委的工作。

　　形式主义理论不破，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革命道路难以为继。毛泽东于六月中旬写了一篇党内通信，总结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教训，除分析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不能建立起来的原因和批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外，集中地批判了“形式主义理论”。他指出：这种“理论”硬说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在农村长期存在；提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等等。这是根本不顾中国红军发展的具体情况，完全是形式主义地看待问题。

　　毛泽东指出：现在只有四千多人的小部队，并没有多少“军”，行军多系游击战争，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对这些实际情况一点也不顾及，“只是形式的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什么人都明白这在实际上是不需要的。这完全是十足的形式主义!为要建立新的军委，他们进而攻击前委以致支部，说“党代替了群众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毛泽东批驳说：党的组织代替群众组织自有四军以来就是严禁的，这是四军中有眼睛的人都见得到的。至于他们提到的“纵队司令部少向军司令部打报告了，军司令没了”，毛泽东指出：纵委、前委的领导加强了，一切问题都能够提出讨论并作出决定，然后通知行政机关负责同志去执行，提高了工作效率，对革命有利。“这些人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说四军党内“有家长制”，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因为，红军党内是集体讨论的，从支部到前委历来如此。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差不多每次都有行政负责同志参加，这有会议记录可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前委书记是中央指定的，更不能作为四军有家长制的证据。事实上，四军党内是“寻不出家长制”的。

　　毛泽东还从思想路线高度进行分析：“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思想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个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共产党、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但是，中共红四军七大没有采纳毛泽东提出通过总结经验办法来统一认识，而是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形式主义理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党对军队领导和反对流寇思想等主要问题也未能解决。会议由于思想不统一，反认为毛泽东对争论负有“较大的责任”，给予党内纪律处分。前委改选时，使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去指导工作。

　　中共中央收到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于八月十三日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作了正确的分析。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指示信，批评前委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的做法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的错误；明确指出，红军中的党“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些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下旬，中央听取陈毅的汇报，认为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在八月指示信基础上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央“九月来信”，肯定前委的建军原则和工农武装割据，指出：“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就肯定了毛泽东的独特创造。“九月来信”还要求红四军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遵照中央指示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为贯彻中央“九月来信”，他继续作调查研究，总结红四军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经验，为中共红四军“九大”做准备工作。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中共红四军九大在闽西古田召开，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九月来信”的精神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合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规定了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决议》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服从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针对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毛泽东于一九三○年一月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从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出发，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批评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充分肯定：“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强调指出：只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遵循“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及其政策，“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这些论述，已经阐明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表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已基本形成。

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

　　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思想的形成，有力地推动“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毛泽东从革命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在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又总结出一整套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土改路线和根据地建设路线及其政策。在实践上，“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已经开辟。

　　毛泽东的“以乡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思想，依然没有被党中央所接受。一九三○年春，党中央“左”倾思想和城市中心论又有发展。四月三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提出：“必须坚决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的主要任务”，并批评毛泽东在粤闽赣边境开辟中央根据地是“割据政策”、“保守观念”。五日，李立三发表文章强调进攻中心城市，并且指责说：“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李立三的批评恰恰反证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已基本形成。

在正常情况下，毛泽东完全能够及时地对中国革命道路作出完整的文字概括，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没有为他提供这种可能。中央在李立三之后便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更反对、批判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剥夺毛泽东发言权达四年之久，招致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严重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相忍为党，又从痛苦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在中央领导层中做工作，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党中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开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才可能在全党范围内逐步推开，毛泽东才有可能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从理论上完整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