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泛滥的深刻教训

刘书林

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泛滥造成了思想舆论方面和政治方面极大的危害，最终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策动“颜色革命”、实现历史大倒退的重要手段和战略。曲折和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前导。只要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大众正确地总结经验，汲取历史虚无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泛滥的教训，就能避免给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留下可乘之机，在政治上不断成熟起来。历史虚无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泛滥的主要教训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历史，使其不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歪曲、否定和丑化，这是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占据执政地位、保证历史进步大趋势的必要政治条件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尽管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于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尽管由于自身的不成熟和旧社会因素的侵蚀出现过许多曲折和复杂的情况，但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产生的巨大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历史主动性是无与伦比的。它们以历史大跃进的姿态，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建立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实现了最真实的人人平等，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团结上进精神，曾经震慑了资本主义世界，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危机和敌对势力的恐惧。社会主义国家起步时只有镰刀和木犁，当它们的第一代领导人逝世时，普遍发展为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科技和发展基础的国家。史实充分证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创造了功垂千秋的丰功伟绩。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历史，一定要抓住这个主题、主线、主流，才能作出正确的观察和评价。

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产生的修正主义思潮和西方敌对势力却以谎言和所谓细节，从抨击进而丑化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开创者入手，颠倒黑白地重新评价社会主义历史，煽动人们的情绪，达到“去其史、灭其国”的罪恶目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是至今为止国内外敌对势力惯用的武器。在改革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在追究和纠正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的时候，人们经常说着一句马克思主义的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常常忘记了实践检验真理的特点：第一，这种实践不是一时一事，也不是孤立的个性感受，而是指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的主流趋向；第二，这种实践不是静止的、僵化的、一次性的，而永远是不断展开的、连续不断的、通过一定的过程展现的历史大趋势；第三，这种实践的过程是生动的、曲折的、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直线型的、一锤定音的。实践是生生不息、永不间断的，因此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也就永远不会停止。不要以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口号喊一阵子就过去了。实际上，检验真理的实践宛如一幅不断展开的画卷，它不但检验前辈的工作，也要检验我们当前的工作，也会检验我们未来的工作。对于任何时候的工作，我们都要有接受实践检验的意识。人们的实践无时无刻不在积累着相对真理，判断着真伪，向着绝对真理迈进。一时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不见得被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是真理；一时被指为错误的东西，不见得就是错误；这里的标准不是自以为正确，而是实践继续检验的结果。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历史，不要轻易地下结论，要留下历史检验的余地。这样才能避免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走极端、刮翻案风。苏联历史上的一些领导人借着大权在握之机，曾经以为自己杜撰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新思维”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新成果”，但几十年的实践越来越证明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重背叛。相反，列宁在第二国际后期曾经受到占主流的机会主义者的围攻，毛泽东也曾经遭到机会主义者的排斥和否定，但最终却被证明他们坚持的是真理。历史虚无主义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正是违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这一原则，他们的错误立场使自己一意孤行地拉历史车轮使之倒退，抓住一些历史的细节、极少数人的个人感受、主观猜测的情况等鸡毛蒜皮之事，在没有确凿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欺骗干部和群众，煽动反叛情绪，否定和丑化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导师和领袖，否定和丑化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有足够的警惕。

对社会主义事业实践的历史考察不能断章取义，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要具有连续性。要善于连续地看待历史发展，不要把今日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对立起来，这样才能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因此，在改革中必须分清这些重大是非问题：第一，我们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理论创新，决不等于蔑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老祖宗，更不等于离经叛道地胡作非为；第二，我们国家鼓励以个人利益作为生产和市场的驱动力，决不等于抛弃我们一贯坚持的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第三，邓小平关于“不管黑猫白猫”的说法，也不等于不讲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第四，我们国家鼓励竞争，决不等于放弃社会主义原则，更不等于要实行“丛林原则”；第五，我们国家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不等于全盘推翻党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所作的工作和所得的结论。如果没有这些自觉性，就会产生历史虚无主义的狂热，把开国元勋的具体举措全盘否定，把他处理的问题和所作的结论全盘否定，鼓动全面的翻案风，这样做必然脱离最广大的群众，实际上就等于抛弃了开国元勋所举的旗帜，走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常常以否定党的历史捞取个人的资本，常常以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标新立异，最终除了受到后代和历史的嘲笑以外，一无所得。他们正是从内部来瓦解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也是掀动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所在。这种人在苏联导致了亡党亡国，在中国也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严重曲折。只有保持对社会主义事业实践历史的科学态度，维护实践历史的大趋势，才能防止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保持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识别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基本保证

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识别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两者互为因果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根本所在。这有赖于无产阶级政党“四条路线”的正确，即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的正确。

（一）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灵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这在政治上主要体现在：是不是把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实践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实践，是不是坚定地坚持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能不能与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能不能以科学态度对待当代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现实，能不能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未来共产主义的方向，能不能及时地识别和抵制一切机会主义思潮，同时坚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在必要的斗争中能不能具有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策略和魄力，一句话：在思想上能不能具有自立于世界的能力。具有这种世界观的人们，既能高屋建瓴又能明察秋毫，既能当机立断又能从容不迫，既能举重若轻又能应付自如。在这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伟大的榜样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事业的真正继承人也能够在复杂的实践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能够识别那些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潮，以及所谓的普世价值思潮、所谓的宪政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所谓的公民社会思潮，并能够及时地组织力量与这些错误思潮的斗争。

思想路线的正确性往往来自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主要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修养。这种修养能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而防止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体现时代精神而防止离经叛道的修正主义倾向。可惜在苏东地区的一些国家，有的领导人不学无术而装腔作势，毫无理论修养基础而附庸风雅，一朝得势就显示为所欲为的气势。虽然这样的人一再被历史证明其失败，但种子不断萌发，恶劣先例不断。究其原因，他们首先从思想路线上就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种人只能自觉不自觉地鼓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而不会抵制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二）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科学思想路线在政治纲领和政治任务方面的具体体现。它具体包括：科学地确定时代的性质和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正确地规定各阶段具体的政治任务、政治策略、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目标的基本内容。一句话，懂得根据党的宗旨应该干什么、也懂得怎么干，起码要懂得什么是前进和进步、什么是倒退和退却。放开一部分私有制成分，运用个人利益刺激积极性，拉开贫富差距，在一定的阶段如果是必要的，也不能忘记在眼前的政策中还要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未来，未来毕竟还是发展公有制为方向。如果把无产阶级政党策略上的暂时退却当成永久性的政治方向，只能把党的事业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归于失败。同样重要的是，要懂得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如果把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对立起来，只知道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整天只知道盯住红利，轻视甚至抛弃政治工作，就会在实际上放弃社会主义的方向。

（三）要有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组织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在任用干部、组织队伍方面的体现。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组织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它集中表现为重用什么样的人、排斥什么样的人、打压什么样的人。正确的组织路线往往是任人唯贤、选贤举能、公正、正派的稳定持续性的任用干部，把干部团结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周围。不正派的组织路线往往是任人唯亲、党同伐异、拉帮结伙、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不同的组织路线的要害在于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苏联的某位领导人大反斯大林，不但制造谎言、煽动情绪，而且利用组织大权压制党内的正确意见。其实，在苏共二十大上有人提出暗指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时，与会代表是沉闷的，当大会宣读毛泽东主席来信中积极评价斯大林时，代表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法共领导人发言赞扬斯大林时，代表们则起立欢呼〔1〕282。可见当时反斯大林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当时出炉的秘密报告很快就把这种健康的氛围打压下去。早在1955年10月～12月，有人决定要调查并通报斯大林的“罪行”时，就遭到党的主席团成员的反对和质问。当时，莫洛托夫质问道：“这对谁有利？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翻那些陈年旧账？”同时，卡冈诺维奇也质问：

【“斯大林是苏联人民伟大胜利的化身。审查列宁接班人这一可能的错误会引起人民对我们整个事业正确性的怀疑。人民甚至会对我们说：‘你们站在什么立场？谁赋予你们对死人加以评判的权力？’”〔1〕289】

但是，由于决策者掌握了组织大权，坚持正确意见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都先后被打压下去了。后来，戈尔巴乔夫以搞“公开性”为名，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再次掀起大反斯大林的恶浪，与此同时推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他不许人民群众表达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质疑。1988年3月，一位大学女教师安德烈耶娃发表《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来信，指出社会上以攻击斯大林、丑化列宁为突出特点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戈尔巴乔夫当月便兴师动众，亲自组织对安德烈耶娃的围攻，连续举行两天的政治局会议，专横地把这封信定性为“反对改革的行动纲领”，筹划对安德烈耶娃的打压措施〔2〕111-113。人们在阅读苏联共产党文件的时候往往感到党内坚持原则的人不少，而且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为什么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起作用呢？就是因为党的最高组织决策权力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篡夺了无产阶级政党最高权力的异己分子，利用党内监督制约机制薄弱的现实，推行了党同伐异、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不可逆转地把国家推向灭亡的深渊。在中国新时期，虽然各种错思潮和势力无时不在干扰着党的发展方向，但党的最高权力掌握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干部手里，即使高层出现少数离经叛道的领导人，也能够及时进行处理，使他们不能达到毁灭社会主义事业的目的。历史充分说明，组织路线常常在政治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四）要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路线的体现。党的群众路线历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几个阶段的发展，目前已经趋于成熟：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条群众路线体现了党的宗旨、基本工作途径和探索真理的认识路线，它要求党时刻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这不仅是拒腐防变的得力措施和良好环境，而且是发挥群众监督、吸取群众智慧和力量的有力手段。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苏东国家的垮台，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那里的执政党完全脱离了群众，甚至排斥群众对改革方向的监督和制约，最后，人民群众不再把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当作自己的政党了，党的生命也就危在旦夕了。一个党如果被广大群众抛弃了，敌对势力就会毫无忌惮地撕裂它的躯体，结束它的生命。苏联广大群众面对国家解体的现实，表现出毫无反抗的冷漠态度，引发了许多人的不解。其实，当时的执政党已经不是代表群众、为群众谋利益的党了，他们带头否定和丑化党和国家的历史，甚至成了推行历史虚无主义的急先锋，广大群众当然不会再和他们一道走，也不会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去维护了。

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维护国家开创者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的指导地位，及时反击和揭露国内外反动势力否定和丑化领袖和导师的污蔑和谎言，才能防止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

无论过去和现在，否定和丑化无产阶级新兴国家政权的开创者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手段和主要策略。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集中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创者的领袖和导师进行肆无忌惮的否定和丑化。

邓小平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是我们的老祖宗，并说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此话言之有理。因为这些属于老祖宗的人物，特别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不是一般的国家领导人，而是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个国家的代表，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者及其形象的代表，是几代革命者历史实践的指导者。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开创者的态度，历来是国家命运所系，历来也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常常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的主要目标。因此，需要特别注意防止以反对所谓“个人崇拜”为名或者以其他名义否定和丑化社会主义国家开国领袖和导师的阴谋破坏活动。

20世纪50年代，苏共某领导人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掀起大规模的反斯大林的运动，以莫须有的捏造的谎言和罪名污蔑斯大林，欺骗全党，以主观怀疑和栽赃陷害斯大林，推倒苏联境内一切斯大林塑像，把盛放斯大林遗体的棺木从红场的列宁墓中搬出，深深埋入地下的大坑，并以几卡车水泥将斯大林的棺木封固〔1〕525。这哪里是反对什么个人崇拜，明明就是全盘否定斯大林，惧怕斯大林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有人曾经打着“纠正斯大林错误”的旗号大反斯大林，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指责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他自己就是主持乌克兰大搞肃反扩大化的极端分子；他曾借口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自己却真正搞起了个人崇拜，以至于在其垮台时被指责的主要罪状就是搞“个人崇拜”；他搞了干部的任期制，似乎结束了斯大林时期的干部终身制，但这一“改革”并不包括他自己及其同党骨干；他指责斯大林脱离群众，他自己却对于那些手举马克思、列宁像的示威群众，公开进行武力镇压，先后制造了大量打死打伤示威群众的惨案，如1956年4月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惨案和1962年6月新切尔卡斯克列宁广场惨案〔1〕298，532。这些惨案在相关回忆录里只字不敢提及，可见其心虚到何种程度。苏共历史上制造的大反斯大林事件，不仅在国际上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动乱接踵而至，而且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产生了巨大的裂缝，离间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培养了一批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掘墓人。

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掀起了大反斯大林的浪潮，而且从大反斯大林转向了全面公开地否定和丑化列宁。“民主纲领派”头子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宣称，

【“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于列宁主义”，“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许多人想牺牲斯大林来拯救列宁主义，这就回避了问题的实质”〔3〕。】

曾几何时，那些标榜大反斯大林是为了维护列宁的谎言，此时却变成了铺天盖地的诽谤和丑化列宁的表演。一时间，有关列宁的谣言“劣迹”“罪行”不胫而走，苏联各地开始出现推倒或污损列宁塑像的狂潮。

否定和丑化了斯大林和列宁，实际上也就挖掉了苏联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基础，剥削阶级的复辟就来到了面前。许多报刊详细描写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处决的过程和细节，为之鸣冤叫屈，借此诽谤苏维埃政权的“残暴”。从1988年起，历史上被革命淘汰的人物纷纷登场，形成了浓烈的复辟氛围。《十月》杂志不断刊登《一个俄国军官的道路》等文章美化白军将领邓尼金，为之歌功颂德。《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还连篇累牍地刊登沙俄时期的内阁总理斯托雷平在职时对国家杜马的讲话，以引起旧社会的某些遗老遗少的怀念，便于制造复辟旧制度的舆论。一旦列宁、斯大林成为被否定和批判的对象，一旦历史上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成为主流媒体怀念的对象，社会主义国家灭亡的舆论准备就成熟了。

政治上成熟的政权从来不否定自己的开国领袖，也不会否定历届有代表性的领导人。美国历届总统包括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等著名总统，并非无懈可击，李敖先生所著一本《审判美国》就把他们揭露得够清楚的了。但是美国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从来不提及自己的前任有什么过错，只讲自己的施政打算。无论某一位总统产生过什么丑闻、受过什么惩处、丢过什么样的脸面，一旦他们退职，历届总统的画像都毫无例外地悬挂在白宫椭圆形走廊里，一个个都显得慈祥、睿智、神圣不可侵犯。这无疑强化了一般人感觉中的美国资产阶级专政的正统观念，有利于美国国家政权的稳定。相比之下，前苏联人无不扼腕而感慨。但历史不存在后悔药，只有继续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才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和精神财富。

四、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划清共产党与社会党两类不同性质的政党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原则区别，警惕“共产党的社会党化”危险倾向，坚决拒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在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和平演变”的战略以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执政党始终存在自我变质的危险，这就是苏共“社会党化”的危险。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的泛滥，把这种危险变成了无情的现实。

社会党与共产党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逐渐明确分野、逐步分道扬镳的、性质不同的两种不同的党。虽然在当代世界和国际政治中、在一定的条件下，两类政党还可能产生一定的合作和联系，但是两者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自从列宁领导建立第三国际之时，就与社会党划清了政治界限，特别是在社会党国际于1951年在英国工党主持下重新建立了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之后更是界限分明。在漫长的世界两大阵营对抗的时期，社会党国际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党在政治上一般都追随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和主张，因此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对抗的历史既长又激烈，相互之间留下了互相攻击和批判的深刻记忆。

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党国际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和调整，共产党与社会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国际交往和合作。但是，社会党人并不接受“工人阶级政党”或“无产阶级政党”的定性，他们的指导思想是多元化的理论，他们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他们的其他政治主张也与共产党迥然不同。

在社会党漫长的发展之中，其理论和主张曾经对临近国家的共产党人或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过较重要的影响。著名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就是受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而产生的。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之后出现的“欧洲共产主义”派别，都是不同程度地受了社会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主张的影响。赫鲁晓夫的理论本质上就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变种在苏联的反映。

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党与共产党调整关系之中，科学总结两种政党交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确定独立自主、平等交往、协商合作、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是必要的。但是，苏联共产党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与社会党国际调整关系的过程中却走向了极端。这就是基本上全盘否定共产党自己的历史实践，全盘肯定社会党国际的一切历史实践。似乎共产党人一切都错了，而社会党人一切都是正确的。这样就导致“共产党发生社会党化”的倾向。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浪潮的推动下，苏联共产党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向社会党靠拢，并极力宣扬自己的本质是社会党。这不但导致苏共的加速垮台，也导致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多米诺骨牌式的灭亡。所以，划清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之间的界限，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防止共产党人向社会党人蜕变，防止科学社会主义被曲解成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这也是一条重要的教训。

五、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宣传教育工作中必须科学地处理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策和策略，保持宣传和教育内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由于不慎而导致宣传教育的被动，以至于为历史虚无主义留下泛滥的可乘之机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出现了一种类似的现象：各国的改革都普遍从检讨自己在历史上出现的错误开始，打开改革的局面。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关系的环境，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为外交政策和改革政策服务。这样就会造成盲目否定历史的倾向，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制造了条件。

在纠正历史实践中的错误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防止全盘否党的历史上的集体决策和主要实践。防止造成翻案风的狂热，防止逐渐扩大化地纠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错误，防止把纠正所谓极“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对于历史事件，一定要坚持把史实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科学地分析，切忌脱离历史条件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以至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列宁的著名论断告诉我们，把史实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科学地分析，这是唯物史观的首要的、绝对的前提。这一方法也是我们今日科学分析历史事实的唯一科学方法。只要坚持运用这一科学方法，我们就不会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工具。

当因工作需要改变宣传重点的时候，必须照应到过去曾经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的内容，不要与之矛盾，不要顾前不顾后。要保持党的宣传内容和观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新旧宣传内容衔接一致，决不能背离党的一贯宣传内容和观点。这样才能防止历史虚无主义趁机制造谣言、煽动群众，否定党的历史。

在中国，也有人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之机无限扩大党在历史上“左”的错误的范围和程度，甚至把党自成立初期到现在的历史丑化为一系列“左”祸的历史。最终导致有人提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理论都是极“左”教条，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摆脱了这些极“左”教条的结果。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走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邪路上去了。

还有一个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常常为外交政策变化服务的问题。我们有时常常把意识形态教育与新闻宣传的内容捆绑起来进行。一些理论是非分析，往往要配合当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情况。这样，随着我国与某些国家外交关系的变化，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断变化，有时会陷入实用主义的困境。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外交关系方面的宣传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的内容作出一定的分割，不要把外交政策的宣传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捆绑在一起。外交政策的宣传可以根据需要放开手脚，做足文章，但对待国内和人民内部的意识形态教育内容，不应该做经常性的调整和变动，不要把外交辞令与对人民内部的意识形态教育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取得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而不至于受制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

参考文献：

〔1〕威廉·陶伯曼.赫鲁晓夫全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谭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田娟玉.阿法纳西耶夫的一些观点引起争论〔J〕.俄罗斯研究，1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