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一个组织之大敌，其甚至比外部的敌人还可怕，因为堡垒最容易被从内部攻破。

当年的国民党，几乎就是腐败的代名词。

1928年11月，一位观察力敏锐的外国人乔治·索凯尔斯基指出：“那些在革命前连一个小钱都没有的穷官吏，很快就成了富翁。他们在首都市区建起了漂亮的住宅，用轿车送子女上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少生活优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娱乐生活死气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适生活。他们在上海的租界里盖了房子，在那儿呆的时间很长——‘周末’常常从星期五持续到下星期二。”

到1930年，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员以及军队系统的贪污已很普遍了。就在这一年，《大公报》曾刊文尖锐批评国民政府，认为其当务之急不是剿共，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惩治一万名贪污的文武官员。可见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政权，腐败已成为其肌体上的大毒瘤。

曾任军统局代局长的唐纵所著的《唐纵日记》记载，1932年河南省安阳县县长舞弊被民众告发。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提讯，指责其贪污应该治罪。县长回答：“县长是由钱买来的，若不弄钱，岂不蚀本？”并取出其省政府秘书长张廷休的收条一纸呈上。刘峙问张廷休“有无此事？”张廷休说，“姨太太手中有账可查”。刘峙得知是自己的姨太太收钱了，就将此事不了了之了。此类事件，当时太多了，不胜枚举。

1934年，范文澜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因散布过一些进步言论而遭国民党宪兵第3团逮捕，押往南京。

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为范文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常常步行到学校上班，并且把每月工资的一部分捐给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书。

谁知，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听了之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

国民党当年怎么识别“共党分子”？说来很好笑，依据很简单：不贪污的就是。

国民党军中的腐败更是令人瞠目。李宗仁曾回忆：“军队需要补充武器弹药时，也必须向上级官员和兵站行贿才能得到补充。杂牌部队，尤其如此。若不行贿就一点得不到补充。即使蒋介石批准补充一批械弹，兵站仓库官员也要勒索贿赂，没有贿赂，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因此，有些部队长官就千方百计贿赂兵站甚至侍从室官员以获得武器弹药，保存实力。如第5战区新编王认曲师，获准得新枪1000支，就卖掉200支，以所得款贿赂兵站仓库官员。而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赞绪，虽有蒋介石亲批手令领械，不贿赂也一支领不到。”

国民党的权贵，手中的特权之大，今天的人已经很难想象了。宋美龄无子女，对大姐宋蔼龄与大姐夫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伟、女儿孔令伟等晚辈，视如己出。1935年，16岁的孔家二小姐孔令伟在南京街头开车逆行被交警拦下。孔令伟大怒，掏出手枪，当街打死了那名交警。

有姨妈宋美龄的撑腰，孔令伟啥事也没有，一天牢也没坐。当时的南京市民有感于宋、孔两家的权势滔天，互相调侃时会说：“你不要狂，否则叫你出门就碰上孔二小姐！”

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前，蒋介石派出几架专机，欲将被困香港的国民政府要人接回重庆。谁知最后一班专机落地，走出机舱的是宋蔼龄、孔令伟、抬着大包小包行李的孔家佣人，以及两条大狼狗……

本该随机撤退的要员，或根本没接到撤退消息，或接到消息但被孔令伟禁止登机。曾经的大军阀、时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的陈济棠，是被孔令伟用枪逼着给狗让座，硬赶下飞机的。

宋美龄不仅纵容孔令伟践踏法理为所欲为，还支持孔令伟囤积居奇搜刮百姓。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虎，打到了扬子公司老板孔令侃的头上，又是宋美龄出面，孔令侃毫发无损，蒋经国反而被父亲蒋介石臭骂了一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官员对各地的接收，成了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女儿)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说的就是这样的接收使国民党政府更加腐化，在一片胜利声中给自己埋下了迟早爆炸的定时炸弹。

对于当时光怪陆离的状况，国民党将军宋希濂曾叹息道:“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蒋介石的心腹干将、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告诉时任国民党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其部队缺少汽油，吴国桢用从商家筹集的经费，买了必要数量的汽油。很快吴国桢就发现了，汤恩伯的司令部在黑市上抛售汽油。

《观察》杂志的主编储安平曾著文说：“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然而他们很少反省，今日共产党势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谁培植出来的。”“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今日这样膨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

日本投降后的数月，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挑起了内战，国民党特务组织着手清查暗藏国民党军队中“共谍”。如何甄别共产党员呢？毛人凤说，一定要时刻盯住那些不嫖娼、不贪污、不受贿、不送礼、不搞大吃大喝、不欺压百姓的人。

那时，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们腐败成风，官兵军饷欠发是常有的事，军饷到了哪里？大部分在上海的黄金交易所里被长官们炒来炒去。

我为刀俎，民乃鱼肉。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无不中饱私囊，可谓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

1947年，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李维民潜入沈阳从事情报、策反工作。辽沈战役前夕，李维民成功策反了国民党新6军军部的一个译电员。

李维民在自己的回忆录《地下烽火》一书说，这个译电员对李维民作了如下表白：

“从前，我还认不清国民党，现在……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使人再也不能容忍了！”“远的不说，单说军运指挥所里，一个主任叫韩慕洲，一个副主任叫宋国春，他们从到东北后，就不断地从鞍山用铁甲车大量地往天津倒运钢管、钢板，大发光复财。黄金搂多了，就花天酒地地过最糜烂的生活。韩慕洲已经有了两个老婆，还嫌不够，除了在妓院舞场乱搞女人之外，又看上了所里的一个年轻打字员，威逼利诱地娶为三姨太。在所里，会溜须拍马的爬上去，不会的踢下来，最卑鄙的人最得势，最正直的人最受欺……您看，这是什么世界？”

这个译电员的话，道出了国民党最终失败的历史必然。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司令是刘峙，但刘峙打仗不行，所以实权在副总司令杜聿明手中。

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全歼后，驻守徐州地区的几十万国民党部队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就有了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大撤退。

杜聿明自认为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撤退前一天的晚上，杜聿明只发了一道命令给徐州的警备司令谭辅烈，要求当晚查封在徐州银行和钱庄的金库，因为里面有一些黄金需要运走。

但警备司令谭辅烈很快就回来报告说：“别说金库，所有钱庄的经理和掌柜连家属，在三天前就全部离开了徐州。”

此时的杜聿明才明白过来：南京国防部高官中很多人在徐州有生意！泄密发生在高层！于是他仰天长叹：国民党不败，就没天理了！

还有这么一件怪事，国民党徐州剿总下属的一个汽车队，被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暗中控制，长年有三分之二的汽车为我党我军跑运输，三分之一为国民党方面跑，就这样，还经常受嘉奖。

为何会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原来是这样的：我党没有控制的车队连跑都没法跑，好的汽车全在走私，而汽车零件全被盗卖了。

国民党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全体腐败，1948年初，蒋介石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痛心疾首地说：“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

1948年11月24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其绝望之情，可见一斑。

逃到台湾之后，蒋介石曾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

曾支持过蒋介石集团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一次采访中大骂：他们（国民党）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援助的数十亿美金中偷了7.5亿，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的钱偷走，然后投资在巴西圣保罗，有些甚至是我们脚底下的纽约房产。

杜鲁门77岁高龄接受采访时，提起蒋介石，仍然是怒火中烧，说到：“我从来没有改变我对蒋他们那帮人的看法。他们个个都他妈的该进监狱！如果我活着看到他们锒铛入狱的那一天，我将很高兴。”

如今的互联网上，国民党被很多年轻人称为“百年烂党”。回顾真实的历史，人们有理由相信，年轻人们还真没有冤枉这个谁也扶不上墙的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