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懒惰和贫困是难兄难弟”、“镰刀挂上壁，家里没有吃”。长期以来，贫困更多地被视为个人的失败。一个定见是：穷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懒惰，缺乏内生动力。

本文作者结合自身扶贫经历指出：所谓的“贫困个体责任和贫困文化论”，忽视了制度和结构在财富、资产、教育、机会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对贫困的决定性影响。从某种角度讲，“贫困是因为懒惰”是一个谎言，很多人的贫困其实早已深深地嵌入到制度结构里。正因为如此，过去多年的中国扶贫行动，试图从根子上解决贫困问题。既然如此，那就必须思考：贫困的元问题究竟是什么？

作者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人的现代化理性不足。人类社会有两大驱动力量：一是自我利益扩张的力量，二是群体间相互分析的力量。处于前现代的人，往往缺乏第一股力量，难以实现对新事物的快速学习和对产业的资本积累。对于那些依然处于传统之中、不太具备现代性思维方式的“现代化的穷人”，扶贫要从“心”开始，需要一点点改变人的理念，而不能盲目冒进，也不可绝望懈怠。

本文转自“南都观察家”，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贫困是因为懒惰吗？

有一次，在我扶贫的河边村里，一个北京来的朋友看到村里很多公共空间的脏乱差，随口说了句，“他们穷还是因为懒啊！”我笑了笑，说：“我在北京看到很多至少是中产阶层集中居住的家属楼，楼道也是脏乱差，你说他们也很懒吗？”

一说到村里的工作，很多人都会说“要发动农民一起干，这是他们的事”。我刚开始在村里的时候也这样想。

最初，我组建了“河边发展工作队”，希望成员能作为骨干为村里做事。但时间久了，事多了，很多人就不来了。后来我又组织了“河边青年创业小组”，还是希望有一批人能为村里的建设做事。

在河边村的建设中，村民的确做了很多义务劳动。但是组织集体义务劳动有一个难题——只要有人不来，很多人也会说“他们不来，下次我也不来了”。前面说到的“工作队”和“小组”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反过来想，我们住在城市，如果没有市政服务，每天社区的人都去每家每户找人搞卫生，一次可以，经常做可能吗？

难道说城里干净是因为城里人勤快，农村脏乱差是因为农村人懒惰吗？很显然，城里干净是因为有市政。

那么，城市有市政，为什么村里不能有“村政”呢？

我们这些被服务得很好的城里人，为啥到了农村就高高在上地指责村里人懒惰呢？

这几年扶贫工作热闹，农村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标语。有的彰显政府扶贫的决心，如“精准脱贫，不落一人”；也有彰显爱心的，如“扶贫济困，你我同行”……也有很多如“人穷志不短，政策不养懒汉”、“扶贫不能等靠要”等这样激励穷人脱贫的。

(2018年，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图片来源：活力普定)

仔细想想也有意思，假如我自己很贫困，有人来帮我，我会不想脱贫吗？“要你脱贫变成我要脱贫”这句常常挂在很多人嘴上的话，逻辑到底是什么？

一次，一个基层干部朋友说：“李老师，现在扶贫不好搞，老百姓难搞得很，你给他养猪，他说不要，让他脱贫他都不脱。”

我说：“养猪能脱贫吗？劳动力增加成本，再遇到非洲猪瘟，卖都卖不出去。”不能想当然地让农民脱贫。

我刚到村里时，有人说：“李老师，你搞不出啥新产业，办一个公司来搞冬瓜猪。”于是我和农民商量，他们总体的反馈并不积极，表现得“不想脱贫”。后来我发现，真正的冬瓜猪就是一家一头，两头满山跑，生长很慢，个头也小，一旦规模扩大，势必要用饲料。规模大了，吃的不一样了，猪病就来了。

外界往往会把这种对“脱贫方案”的迟疑视为“麻木”，认为他们不想脱贫。但如果换一种情境，有人劝你去投资股票，估计不少人也会迟疑。难道他们不想致富？我们这些城里人端着“铁饭碗”，一旦没了这个碗，也没有土地，处境可能比农民还困难，我们怎么能理直气壮地去教育农民如何脱贫？

当然，我们不能搞“农民本位”，不能说他们不需要外部的支持，他们需要。我做扶贫二十多年，最近到很多地方看，包括我自己扶贫的村庄，变化很大，精准扶贫扶出了成效。2012-2018年，8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难道说这8000多万人全都在几年里由懒惰变成了勤快？真是那样的话，估计会是全世界社会学家最感兴趣的案例了。

▲ 按照2011年调整后的新贫困线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的标准计算，2011年全国贫困人口为1.239亿，到2015年底，已经减少至5578万。

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阿尔杰的小说描述了数百个由贫穷到富裕的故事，主人翁无论开始多么贫困，到最后几乎都依靠他们的内生动力和不懈的努力摆脱了贫困，这些故事的核心含义是一个人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就是至今都在影响社会大众观念的所谓“个人努力脱贫的模式”。在类似观点的影响下，一旦遇到贫困，我们自然就会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懒惰，缺乏内生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条件相对平等，引发了市场改革下千千万万农民生活的改善。不能说改革开放之前农民懒惰，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突然就勤快了。贫困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

河边村的案例

河边村是一个地处深山的瑶族村寨。2015年我第一次到村里，第一印象就是村里没有一栋砖混房，全村房屋都是没有窗户的破旧木房，进村的的路是八公里的曲折土路，开车要40分钟，雨季来临时就无法通车。那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03元，45%来源于农业，其中27%来源于甘蔗种植。由于地处亚洲野象的栖身地，野象群不断侵害甘蔗，经常造成当地甘蔗绝收，而由此得到保护区的补偿每亩只有700元，正常情况下，每亩甘蔗收入可达2000多元。

河边村属于少数民族村落，很多人不会讲普通话。由于语言等方面的限制，村民很少出远门打工，只是在山下做一些零工，2015年，村民每天的打工收入大致在80-100元，但并非每天有活干。而同年村民日常开支高达总支出的41%，小孩的教育支出高达25%。在低收入的条件下，现代消费文化不断推高农户的实际支出，致使相当多农户依靠债务维持消费。现代性的福利要素如教育、医疗等又继续构成农户的刚性支出内容，加之农户传统的支出，使得河边村农户陷入了“三重性”（低收入、高支出、高债务）的贫困陷阱。

如果让我待在这个村里，我估计会是最贫困的农户。

我到山下的村子调研，外面的人说，“你在那里扶贫啊？河边寨子的瑶族可是懒啊”。可是当我们真正了解这些村落的基本情况时，又有多少理由认为他们的贫困是因为懒，因为愚，因为没有志和智呢？

(河边村里传统的屋舍。图片来源：滇西法眼)

我看到村里的人每天都在忙碌，早上六点就出去找猪食喂猪、砍甘蔗等等，有时甚至还会半夜去割胶。妇女到其他的村去收西瓜，需要在温棚闷热的环境下作业。河边村的妇女们下山去做零工，主人家不管饭也不管油费，她们早上五点多就得骑车下山，在大棚里干到天黑，一天挣得100元。

村人常说，“找钱太难，不会找”。他们习惯将挣来的钱称为“找来的”、“苦来的”，这一地方化的表达事实上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状态——对他们来说，挣钱是一件很难的事，需要花精力去“找”，从别人不屑于去干的工种中寻求一份工。即使是能“找到钱”，换取到了低廉的报酬，也要比寻常人付出更辛苦的劳动。

河边村有28户家庭存在教育支出，2015年平均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20%。在教育支出最多的10户人中，只有两户的家庭纯收入（扣除生产性支出）减去教育费用后还有结余。家庭纯收入减去教育支出后，结余负数最大的那一家人，因其2015年亏本过多，家庭纯收入已是负数。2015年全村医疗户均支出4233元，人均花费1141元，医疗费用占农户家庭总支出比例为17%。这其中共有16户家庭因病、意外有过住院或手术开支，占总户数的29%，所花费用占医疗总支出的37%。

全村没有一个富裕户，没有一间像样的房，他们的境遇是因为懒惰？事实上，他们的贫困深深地嵌入到了现有的制度里。类似河边村村民这样的“穷人”，无论进入就业市场，还是从事任何创收活动，都难以和其他人竞争。在一个日益不平等的社会，虽有马云这种凭个人取得巨大成功的样板，但是整体上讲，穷人和富人远远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穷人依靠个人努力而致富的难度越来越大，市场可能惠及穷人，但是市场不是穷人友好的制度。从某种角度讲，“贫困是因为懒惰”是一个谎言。

贫困的元问题是什么？

贫困的问题很多，你们可以提一百个有关贫困的问题，但是贫困的元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我们研究贫困问题的理论核心，也涉及我们想办法缩小人与人差距的努力。我们做扶贫研究的人，常常会遇到很多困扰、挑战和困境。以凉山彝族为例，有一种说法是非常落后，还有一种说法是被扶贫惯坏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我们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往往失去了方向。

要回答什么是贫困的元问题，我们需要从这几个方面来思考。

从去政治化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有两个不同方向的力量在驱动我们每天的行为。一是基于生物学——生存性的个体利益最大化。人类从最原初的状态逐渐社会化，再进入到现代化社会，一直有这么一个驱动力，这个驱动力形成了一个结构化的东西。什么是结构？男和女、好和坏就是结构化的。一定要有两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才能称之为结构。

在狩猎社会，行动快速、强有力的人能够捕捉到很多猎物，容易被神秘化，人们会认为这个力量是天生就有的，是不可动摇的；而且还将其崇拜化。在这个过程中，差别和权威就形成了。每个人都希望像他那样，因为那样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大家可以看一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他解释了在生存性的伦理基础之上，如何由于竞争产生出差异，这种差异又如何进一步地社会化和政治化——这就是国家的形成。

政治权力形成以后，即使在物质缺乏的状态下，处于政治权力中心的集团和个人都是趋向于拥有较多的物质财富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非洲部落，它虽然呈现出低物质供给的均衡，但部落酋长会拥有更多的牛或者皮革，他一定会用物质的丰裕程度来象征自己与他人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会受到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动力的弘扬和崇拜，而非贬低——他们具备的这种物质上的优越，主要不是来源于剥削，而是来源于对于人“能力”的力量感的崇拜。

今天我们对财物的获得也会有崇拜，也会觉得人家有本事，是应该的，我们自己没有这种能力。所以，不平等就这样产生了。

与此同时，我们又有另一种和上述力量相制衡的东西。比如，你拿了很多东西，会自然地把东西分给自己的弟弟妹妹，再给周围的亲戚朋友。所以在相对原始的社会形态中，人们的“兄弟姐妹”很多。非洲的朋友和我们交谈，总说“my brother”、“my sister”……他会说出几十个brother、sister，但不全是血缘上的。他会让自己的社会网络展现得越过自己的家庭、血缘关系，到整个社区。他们很自然地说，“我有东西就要分享”。今天很多的社会形态都依然保留了这种状态，就是在物质层面一定要分享。有些学者认为，那是因为有很多戒律和要求才会这样做。但我不认同，因为他们是非常自发地做这些事情。

前面讲的是非制度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说更制度化的一些东西。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世界，动物之间也有相互帮助。我在非洲看角马过河，发现一些强者先过河了，但那些强者会回过头来帮助困在马纳河中间的角马，实在帮不了，它们就走了。有了宗教，我们就进入了非常社会化、组织化的阶段。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是歧视商业的，他们认为做生意是可耻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也讲了，“就知道做生意、赚钱的人是可耻的”。这种力量进来以后，对我们前面说的那种自利性的力量构成约束、相互制衡、不断消长，形成了一个结构的关系体。

宗教改革后，接着是启蒙主义、新教形成，资本主义的出现。人类那种要求获得更多物质东西的第一种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这就是理性主义。所以韦伯对人类的未来产生了悲观，他认为，人类的理性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就是极限了，没有什么“后理性”了。

接着，“万恶的资本主义”思想根源、意识形态就出现了——新教伦理，它倡导人们努力工作、创造财富。但同时新教徒又不断告诉每个人一定要节俭，不管你有没有钱，你都是上帝派来的财富的守护者，而不是拥有者。现代西方社会通过宗教形成了一种新的财富分配意识形态，它超越了原始集体性的生存性质伦理。因为，宗教是大众化的，所以这种意识形态也就成为“大众”的行为准则。

回过头来讲，那两种不同的张力，其中一个力量一定会产生贫困、产生差异；第二个力量一定在制衡差异。这两者构成了我说的贫困和扶贫的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难道富人天生是伟大的吗？难道穷人天生就该贫困吗？这就触及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哲学问题。

再回到现实，消除贫困为什么这么难？实际上消除贫困就是个很难的过程。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话语是不平等的。富人针对穷人的话语是“不开化、懒惰、懒散”，但富人很少暴露他致富的真实故事。要是有穷人问富人是怎么富起来的，富人敢讲吗？不敢的原因在于，致富的真实故事恰恰是利用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某种差异。扶贫的元问题就是——富人和穷人的差异足以导致两者在福利方面存在如此之大的不同吗？

这就是原罪，人的原罪都深深埋在心底，呈现的东西又比较虚伪，神秘化又道德化。“我跑得快、我勤劳”，富人就是这么对穷人说的。穷人说富人，就是“人家能干、聪明、有文化、关系、技术……”话语完全不一样。话语差异的道德尺度在于：现代社会的富人永远不会披露致富的真相，穷人永远被话语迷惑。有人会发现，“我一辈子认真工作，一点钱没挣到”。穷人认为，把孩子送到大学就可以挣钱了。其实贫困问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接下来再看看“助贫人”的话语。我们不是富人，也不是穷人，我们是助贫人。我们经常带着富人的视角讲穷人，说他们穷就是因为等靠要，不能等靠要。我们给了穷人致富的神话——要脱贫先立志。作为“职业的非富人”和作为“社会人的非穷人”来工作，助贫人的身份的困惑使得我们的行为、话语呈现出逻辑上的不一致。在这里我们需要自我批判，我们需要把穷人的角度和我们的预期结合起来看扶贫的效果。

回过头来，贫困的元问题是什么？可能就是：生存性竞争导致的基于物质获取差异的社会化过程，基于对物质的崇拜和基于物质贫乏而产生的耻辱，社会化的道德出现；社会阶层对于差异的固化以及现代社会理性扩张导致的不同种群和国家之间在物质供给方面的差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里也提到现代性伦理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同一文化条件下，个人之间的福利差异可能更多地出于“能力”的差异，而不同文化条件下，可能更多地出于现代性伦理的差异。

那么什么是扶贫的元方案？刚才我提到，我们的扶贫出现了话语和行动的一种逻辑混乱。我们需要基于贫困的元问题，提出相应的元方案，这就构成一个隐喻，也就是现代国家的伦理和道德——集体性生存伦理的维护和对现代性过度扩张的控制以及协助落后于现代化的群体接近和把握现代性伦理（扶贫的哲学含义）。

扶贫的元方案，就是把现代性扩张到没有掌握现代性伦理的群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和一些特别贫困的地方，他们可能自己觉得每天喝喝酒、做做工挺好的，而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过得不好，孩子没上学，生了病没医疗，猪圈和居住空间交叠在一起臭烘烘的，一定要改变。这些人没有我们这些概念，处于低物质均衡的阶段，他们有一套自己的生活的逻辑。但是我们要打破他们，就像马云说要打破穷人的思维。

“现代化的穷人”是指没有或很少被现代性伦理影响到的，不具备现代性伦理思维方式的群体。让他们接近或把握现代性伦理的约束，真是太不容易了。在特别贫困的地方搞一个合作社太难了。我扶贫的那个村庄来了一个温州小伙子，他说，“要是这个地方在温州，早就变得巨好了”。有人建议我做合作社，我也没做过，但觉得在贫困地区搞产权、股份制，真的是很天真，那里只有平均主义。在传统的地方让他们很快掌握现代性的东西是不容易的。

韦伯曾经认为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现代性的，但我们实现了，这是个很大的谜，理论上还没有解开。但我们现在还是不具备源于欧洲那套理性的东西，整个社会依然有失范。比如北京路上一些司机开车都乱开，乱按喇叭，而且也没有能超越传统慈善的那种公益伦理，所以社会才有这样大的差异。

所以，扶贫的元方案在于，有没有可能让一个特别传统的群体发生改变？一个人改变容易，但沉浸在自己的文化中的一个群体就很难改变了。深度性贫困地区是扶贫的难中之难。“深度贫困”从特征上讲，还主要在于现代性的缺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展“问题。理论上来讲，对很多处于前现代的群体而言，难就难在如何让他们接近和把握现代性伦理。成功案例一定是对接市场的，失败也是因为难于对接市场。

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是一个发展实践的工作者，我的工作是让更多的人接近和把握现代伦理，从而改善福利。但我不希望自己的发展实践是盲目的，不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框架，我希望这个发展路径是可以自圆其说的。我在云南一个村庄做扶贫，这个村庄不是完全与现代化隔离的，但是他们的生存性伦理与现代性伦理有很大的距离。我要找一个把它和现代性连在一起的对接点，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去思考，终于在村民的房子里找到了。

当地瑶族干栏式建筑没有窗户、没有阳光，因为山地只有木头，没有玻璃和砖头，只能靠着木料的缝隙透进阳光，村民只有到外面去晒太阳。感受阳光，是他们自己具有的最基本的对接现代性的线索。我实践的对接点就是建造一座充满阳光的房子，然后再接上他们没有的概念：一个瑶族特色的客房来赚钱。简单地说，我做了一个实验来说明我们有可能突破一个结构、改变一个社会。

至于是否成功，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回答。

结语

很多人将这一研究观点简单地移植到贫困的研究中，一般化地将贫困视为穷人个体和文化的责任，认为贫困是因为穷人的懒惰，愚昧。“等靠要”几乎成了主流的批评穷人的话语。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个体的失败，个人的努力无疑是获得财富的必要条件，但是并非充分的条件。贫困个体责任和贫困文化论忽视了制度和结构在财富、资产、教育和机会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条件下对贫困的决定性影响。这一理论也同时弱化了我们追求一个平等社会所应肩负的神圣责任，转移了我们推动制度变革的注意力。

大规模的脱贫攻坚的成就恰恰说明了消除制度性因素在减贫中的作用。针对贫困户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的“三保障”就是从制度上消除贫困的具体案例。而脱贫攻坚，难也恰恰难在如何继续推进制度的变革，从而建立一个公平的经济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