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先生的一本“历史著作”被下架了。这件事情的背后真的不简单。

一些读者认为，作为一部史书来讲，它点评的成分太多了，个人判断的成分太多了，更像一部散文或者文学作品，而不是一部历史著作。以《二十四史》为例，在整个《二十四史》的文章当中，点评的内容非常的少，更多的是把史料放在这儿，给大家一个开放思考的空间，同时又恰如其分的把自己的观点巧妙的融入其中。比如说，刘邦突然得知吕后已经杀了韩信的时候，用了一句话叫作且喜且怜之。您看，他先是一高兴，转过来又觉得这个人死的很可惜。而短短几个字，刘邦的状态就跃然纸上，作者好像没有表达什么，又尽在不言中。

写历史，不能夹杂过多的评论。而易先生这部“史书”铁口直断或个人的观点表达的太多了。所以不少学者包括读者认为看了这套书，你得到的不是历史真实的考据，而是易先生个人的历史观。

还有一些学者和读者认为，如果你惯以个人名称的历史著作，你应该写的是自己采集资料获得的原创，而不应该是把中国历史的资料拿来整合之后变成自己的历史著作，这就不是在写史，而是编史，就不应该叫作某某史，更应该叫某某史的点评，似乎更加合适。

当然，双方在网上争来争去啊，只是学术之争。

但是这本书为什么被下架？这一点不能从这部作品孤立来看。最近一段时间，在史学界还有两件事情可以连起来一起看，更有助于我们寻找到事情的真相。

一件事情是著名的考古学家许先生写的一部书，叫作《最早的帝国》。样书已经出来的情况下，居然被叫停了。

另外一件事情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大清史》居然没有通过审核。

把这三件事情连起来看，更有助于我们寻找到这背后的真实逻辑。

对于易先生这本书来说，开篇的一段文字描写，描写了中国的神话，提出了一些非常标新立异的观点。比如说女娲是蛙的同音，它是中国人对祖先的一种崇拜。这跟顾颉刚曾经讲过，大禹是条虫是同样的道理啊。接着易先生又提出了一个观点，说女娲其实是夏娃的少女时代。也就是说女娲的前身是西方的夏娃，这个观点在学术界有更大的争议。

有一位史学大家曾非常严肃地讲，“我在做历史学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告诉我对中国历史要有敬畏感。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几千年来从未中断的历史。我们对自己写下的每句话要有考据，要有敬畏心。”

虽然博眼球但极其轻佻的做法，显然跟中国历史学界的风格是迥然不同的。当然，在学术方面，我们鼓励大胆的创新和想象，但是易先生的这个观点不只是大胆假设和想象得过头了的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

夏娃是圣经当中的一个神话传说，而女娲虽然今天被看为神话，但是在中国古代，其实是把它当成一个史实来真实的描述。如果你接受了这种大胆的假设，就把中国历史的源头归于西方宗教理念之下。这背后是一个极大的文化依附性的问题。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不是小题大做了。你看西方编的《全球通史》，记载中国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当你认同这种全球的历史观，你就会发现中国在世界历史当中，只不过是屈居于东亚的一个普通的渺小的文明而已，甚至有没有中国对世界影响并不大。当我们的一批学者长期接受这样的历史观，你对当前中国的认知也会自觉的从属于这个体系。

如果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就应该勇于承认。而从全球历史角度来讲，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有一千多年压根儿就没有历史学这个概念，在世界各个文明当中，真正用心记载历史，而且没有断代被完整记录的只有中华文明。也正是因为断代，世界上的其他古老文明，还是都加了一个古字。像古埃及古巴比伦，甚至古希腊古罗马，但是恰恰没有古中国。为什么？只有中国是一以贯之的存在呀。

这样一个独特、连续、古老的文明，仅仅处于偏安一隅的角落吗？不！

易先生这一部书，开篇还直接了当地讲中华文明只有三千七百年历史。这一点也是西方给出的标准。西方承认的中国历史只有三千多年。这件事情的背后，还是谁来评判历史标准的问题。

现在广泛流传一个西方对文明的判断标准：第一，有青铜器；第二，有城市；第三，有文字。但这三点并不是世界上判断文明的唯一标准。五千年的良渚文明已经被全球正式认可，但是国内很多学者依然以陈旧的西方标准来看待中国历史。有很多人都推崇的《哈佛中国史》，是从秦汉开始写的，商朝和周朝都没有记载；而《剑桥中国史》也是勉强承认到商朝，对夏朝也是不认可的。

西方主导的历史观对中国史学界影响太大了。许先生没有被出版的这本书名字叫作《最早的帝国》，也是从商朝开始的，这也相当于直接否定了夏朝的存在。这一段历史的认知，在史学界是有重大正义的。随着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是认同夏朝的存在。当然，也有一部分当者依然坚守着西方社会对中国历史的陈旧判断与偏见。

许先生在《最早的帝国》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些有争议的说法。比如说殷商的马车是来自中亚，甚至来自古埃及，这也是一部分学者尖锐反对的观点。在商朝时期，东西方没有那么多交流的情况下，马车从古埃及传到中国并没有完整的证据链。而且古埃及和中亚地区是否在那么早就拥有马车，也应该提出质疑。对西方学者的著作不能完全照抄照搬。

《最早的帝国》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重大的争议点，就是许先生用了一个词叫作殖民。这个词太过于现代了，把这种词用到中国古代部落之间交战的状态，完全不能描述历史事实。因为中国是一个完整的原住民的国家，他跟西方在大航海时代不断向五大洲移民，并且占领当地原住民的所有资源、人口，是完全不可等同的概念。有的学者非常严肃的指出，如果中国史学界普遍接受用殖民这种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历史，就是变相地承认西方在殖民当中是没有原罪的，这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从深层次来讲，不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同时也会给后来人带来重大的理念混淆啊。

史学界对是否过多采用西方标准的争论，延续到对清史的判断上。《大清史》没有过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受西方新青史观点影响太大了。其实新青史这个观点，只存在于北美的一部分学者当中，它跟欧洲学者的观点也有很大不同。

新青史学派基本上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逐步崭露头角的，这个学派的旗帜性人物叫作柯娇燕。据说她本人会七种语言，包括满语。在他的学术著作当中，大量引用了当时满文的历史。这个学派的总体历史观，更强调以满族、蒙古族各个民族独立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这也是这个学派造成的比较大的坏影响。

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历来强调以天下一统的观点来看整个历史，西方学者也普遍便认同这种“大一统”的历史观。西方学者把中国大陆包括周边日、朝、韩这些国家的历史，基本上以文明同质化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这一点跟中国历史观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新清史学派这个单一民族主义的观点，在国际上也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但是随这中国的大批学者不断与北美进行学术交流，一些人就把这种观点变成了一种显学，在国内学术界进行传播，以至于现在影响非常大。在这种视角之下，那中国就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只要帝国解散了，就会迅速变成很多的民族国家。但是中华文明的凝聚力，恰恰恢复了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形态。中华民族在清朝崩溃之后，依靠着古老文明的延续，依然能够形成中华民族多民族多元化的一个国家体制。

这在有些西方学者看来，这跟世界潮流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恰恰忽视了中华文明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天下大一统的这种观念，把民族包容在一个文明体和国家制度之下呀。

综合以上学术界碰撞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脉络，随着中国国力的恢复，它不可能在历史文化上继续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有时候我们所谓的独立思考，实际上就是别人把思想经过巧妙的包装后，移植到你大脑的过程。

（本文整理自作者视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