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金融资本大举进入我国引发的冲击与应对措施※

李炳炎[①]王小刚[②]

（1.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江苏，南京 210004；2.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镇江 212003）

【内容提要】近年来，外资开始大量迅速进入我国金融业。由于我国金融市场毫不设防的过度开放、提速开放，为外国金融资本进入提供了可趁之机。外资银行轻而易举地控股我国商业银行，必将酿成一系列严重后果。本文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民族经济的概念并不过时，所以必须对我国的银行业进行保护。由于我国金融业自身存在诸多问题，在外资大规模进入的情况下，我国的银行业和金融安全受到严重挑战。因此，银行业开放必须谨慎，并抓紧准备好相应对策。

关键词：银行业； 外资银行； 冲击； 改革； 对策

2005年，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改，纷纷吸引战略投资者，赴海外上市。2006 年，我国遵守WTO协议中的《服务贸易总协议》的规定，对外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限制，保证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平等竞争等。2007年，外资银行大举进入我国，抢滩市场。据了解，目前仅南京已有渣打、恒生、东亚、摩根士丹利、比利时联合及瑞穗实业等6家外资银行。其中前三家纷纷从原来的“藏在深闺”转变为设立“临街店铺”，除了继续开展对公业务外，也和内资银行一同面向南京市民及在宁外籍人士全面开拓对私银行业务，只是门槛和经营项目有所不同。2008年刚开头，南京银行业已是热闹非凡，先是东亚银行南京分行抢占新街口黄金地段，接下来是邮储银行江苏分行挂牌。笔者从江苏省银监局了解到，2007年是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的第一年，全年共设立外资银行分行3家，设立外资银行支行4家。根据统计，到目前，南京的中外金融机构数量已突破20家。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在迅速推进，这促进了国内金融业的竞争。但是，在我国金融业自身存在诸多问题、竞争力低下、金融监管能力薄弱的情况下，这种开放将会带来巨大冲击，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会受到严重挑战。这样的开放能否带来好的结果，不免令人怀疑。我们应当怎样开放金融？长期以来，理论界在以开放促改革的喧嚣中回避这种讨论，但这是我们不得不要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 民族经济的概念是否过时

现在有些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的界限消失了，因此保护民族企业、民族品牌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了，不存在所谓保护的问题了。是否这种讨论真的多余，仔细想一想，这种说法似是而非。

首先，民族国家的概念依然存在，我们都不是世界公民。虽然有一个联合国，但联合国只是为各国解决其争端提供一个对话场所，其决议对各成员国并没有很强的约束力。而且联合国基本上也不允许干预一国的内政。所以联合国还远远不是世界政府。作为各国公民，只向本国政府纳税，也只能在本国拥有公民权力。比如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能对美国的总统选举投票。另一方面，不同国家的公民并不能自由迁徙。许多发达国家对移民都有严格的限制。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显然享受不到发达国家那些不可贸易的物品与服务。比如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可能享受到美国发达的基础设施、美国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优良的生态环境等等。不同的国家有着差异极大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这种差异还在扩大。所以，民族国家的概念在长期内还将存在。

既然如此，民族经济也将长期存在，显然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比如说微软、英特尔是哪个国家的品牌，不会有人认为它是中国的品牌，毫无疑问它们是美国的品牌，而且它们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中代表企业的品牌。经常有人援引波音飞机六十多个国家联合生产，中国也参与其尾翼制造的例子来说明民族经济概念的过时，但是会有人认为波音是中国的品牌而不是美国的品牌吗？确实，经济全球化使得民族经济的概念出现了一定的模糊性，但也还是明确定义的。我们认为，一个企业如果它的控股权、核心技术、品牌和技术标准都是由某一国籍的人所掌握，那它完全就是该国纯粹的民族经济。否则，就意味着民族经济不同程度的削弱。[③]

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并未削弱国家之间的竞争，反而因国际经济交往的增多而使竞争更加激烈、广泛。表现在国际投资领域，即各经济主体为争夺自己的利益而抑制他人的利益，在既定的市场容量里，力争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而抑制竞争对手的占有率，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经济支配权。而各国民族工业能否兴旺发达，与取得本国市场上的经济支配权关系极大。但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及某些经济部门的决策者，迷信“全球化时代民族产业过时论”的谬论，对于经营和推动民族产业、民族品牌的成长无动于衷，以至于在诸如“娃哈哈—达能事件”当中采取作壁上观甚至为外资说项的态度，主管部门甚至荒唐地宣布“局部中立”。这一现实，表明了我国某些决策当事人在经济上战略思维能力的低下，及其受新自由主义毒害之深。对那种借全球化为名，断送我国民族经济主权的言行应当坚决加以驳斥和抵制。

二、 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的历史与现状

1、 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的历史概述

到目前为止，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已经走过了27个年头，整个历程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1993年。当时的考虑是，通过引进外资银行，引进外汇资金并改善对外资企业的金融服务，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开放地域逐步从经济特区扩展到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经过13年的发展，到1993年底，外资银行在中国13个城市设立了76家营业性机构，资产总额达到89亿美元。

第二阶段是1994—2001年。1994年颁布了银行业对外开放方面的第一部法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定了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监管标准，开放地域从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扩展到全国范围，外资银行可以在中国所有城市设立机构。1996年开始又允许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经营人民币业务，这些利好的政策都加速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资银行在亚洲地区的发展趋于谨慎，在华机构布局和业务拓展也明显放缓。

第三阶段为2002年至今。这一阶段，随着中国WTO 谈判的完成，外资银行加快进入。由于大型国有银行的财务状况很糟糕，外国投资者对潜在盈利能力最强的地区更感兴趣，其进入开始仅局限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大城市的城市商业银行。2004年之后，随着大型国有银行改革加速和政府开始允许提高外资比例，外国战略投资者进入我国五家最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四家。中国银行业股改进入高峰期，国有银行的股权出售一浪高过一浪。[④]

2、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6月末，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已达1330亿美元。其中，在上海的外资银行总资产782.19亿美元，占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的58.8%。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增长迅速。截至2007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分支机构达364家。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如汇丰银行在去年8月筹建成立“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为首家获准进入中国农村地区的外资银行。

到2006年底，有29家中资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机构投资者，截至2007年6月底已有33家外资金融机构拥有24家中资银行股份。三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都引进了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进入中国建设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为首的投资团队进入中国银行；高盛领导的投资团队进入中国工商银行。外国投资者在这三家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中的投资超过140 亿美元。[⑤]

最近，中国银监会发文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例限制。据《每日经济新闻》2008年4月7日报道，3月27日，中国银监会在其网站发布了《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在这份意见稿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资银行的比例限制，境外金融机构或可取得境内中资银行控制权。意见出台后，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超过7成的网民表示坚决反对，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表示担忧。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证券研究所主任张宏良在《瞭望》新闻周刊发文认为，“中国将成为有史以来国有银行任凭外资控股的唯一国家，成为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国民丧失经济和金融控制权的第一个国家。该决定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史上具有重大历史分期意义的里程碑式文件，是中国将由此开始丧失经济和金融主导权的历史性标志。”他的理由是：现代银行不仅垄断了社会所有经济资源，同时还垄断了社会所有的信息资源，以及社会政治、军事、安全、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所有单位和个人的全部资讯。控股银行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⑥]去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美国设定的目标，就是要求中国取消对外资在银行、保险及证券公司持股的限制。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持股比例达到25%即属于控股的规定，我国全部银行资产约50万亿人民币，只需900多亿美元便可被控股。而目前美国任何一家大银行的自有资本都超过900亿美元，都有能力跃跃欲试控股整个中国银行资产。我们不能不设防。

三、 外资大举进入我国银行业引发的问题

1、 客户、人才与中间业务的流失

随着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的地域限制和客户服务限制的逐步取消，并开放外资银行对中资企业人民币业务，今后在本外币业务方面，中外资银行都将展开激烈的竞争。在存款业务方面，中资银行大量不良贷款的存在，会导致部分优质客户对其失去信心，转而将资金存入实力更雄厚的外资银行，将会造成中资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和盈利能力的降低。在贷款业务方面，外资银行为了避免高风险，会选择一批资信优良、业绩较好的优质企业发放货款，尤其是对大型跨国公司业务市场份额的争夺。

人才本土化是外资银行经营本土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更快地熟悉市场、占领市场，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后不仅在国内招聘一般员工，而且还积极聘用国内高级金融管理专才。而外资银行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优越的工作环境会吸引中资银行的一部分优秀骨干人才。这些人既了解国际金融市场又熟悉国内金融市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往往在国内拥有充足的客户资源。伴随着人才外流又会造成一批优秀客户随之外流至外资银行，直接影响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加大经营风险。最近几年，中资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人才流失数量逐年上升，特别是在外资银行大量涌入中国后这种情况愈发严重。人才是银行进行各种创新的基础，人才的流失又将恶化我国金融部门的相对竞争地位。

中间业务主要包括结算性中间业务、代办性中间业务、担保性中间业务、融资性中间业务、交易类中间业务、投资银行类中间业务等，相对于表内业务而言，具有成本低、利润高的特点，是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类型。以英国花旗银行为例，其存贷业务带来的利润仅占总利润的20%，而中间业务却为其带来了80% 的利润。对中资银行来说，中间业务是其薄弱环节，在战略上仍将其视为副业，投入不足；品种也相对较少。主要业务仍是传统的结算、承兑、银行卡等一般性服务。与此相反，多数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非常重视中间业务，视其为主要的利润增长点。目前外资银行在其已开展的一些中间业务如国际结算方面等方面显露出强劲的竞争力，其占有国际结算业务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0%左右。以外资银行较为集中的上海为例，目前上海市外资银行的进出口结算业务量占上海市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35%—40%。不仅如此，外资银行还在大力开拓其具有优势的投资财务咨询与管理、证券发行与交易等业务，而中资银行则显得行动迟缓。[⑦]

2、中资银行股份被贱卖，导致国家重大经济利益损失

2005年中国银行业股改进入高潮，国有银行的股权出售一浪高过一浪。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建设银行约用15%左右的股权换来了4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中国银行则将用10%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工行用10%左右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这种廉价出卖中国银行业股权的行为在当时即受到广泛质疑。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认为，银行的价值主要在于网络、品牌和信用度。在中国，由于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准入进行管制，银行特许权本身也有很大的价值，而这些都远未体现在股权溢价之上。德邦证券总裁余云辉则认为：“国内金融企业在境外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这些义正词严的批评意见，在当时反而受到许多银行界主管官员以及许多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驳斥，并被扣上了“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然而事实越来越证明他们批评的正确性。

世界银行2007年5月30日发布的最新《中国经济季报》指出，中国企业新股发行定价严重偏低则导致国家损失近百亿元。世界银行援引Dealogic（一个投资者信息服务机构）的资料称，2007年头两个月，新股的“上市当日价格”平均比发行价格高70%。中信银行上市首日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翻。我国企业新股发行定价严重偏低意味着国家利益的损失。如果2007年我国企业所有新股的发行价格和上市当日价格一样的话，我国将增加95亿元人民币的收入。这比中央财政全年用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的总支出还多。配售到原始股的投资者是较低发行价的受益者，但大多数原始股都被机构投资者和其他大的投资者持有。此外，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也会从中获益。很多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薪酬与股价的涨幅相关联，因此他们可以从低价发行带来的上涨潜力中大大获益。例如，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上市的中国银行，对于高管有一个“股票增值权计划”，高管可以获得与股票上市后股价上涨金额等同的收入。

虽然次级贷风波对美国银行业影响很大，但美国银行在中国银行中的投资获利却足以弥补这一损失。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首席财务官普莱斯最近表示，2005年6月美国银行投入30亿美元成为我国建设银行的战略投资者，现在这些股权按市场价格计算已经上升到190亿美元，从账面价值来看，增加了160亿美元；另外按照当初的协议，美国银行还可以选择将在建行持有的8.5%的股权上升为19.9%，这个选择若兑现可折合约160亿美元。两者相加，美国银行在建设银行的潜在获利共约为320亿美元。这个数据与2年前的30亿美元相比，已足足超过10倍，足以抵消其因美国次级贷造成的近40亿美元损失。美国银行投资我国建行回报率如此之高，显然和当初建行资产“贱卖”有关。这就是2007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限制，洞开金融市场的目的。这就是要通过控股中国的银行来弥补次贷危机的损失。

3、金融监管难度增大，危及金融安全

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势必会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首先，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极易向国内市场传导，使金融市场面临的外部风险日益上升。其次，外资银行进入后结合国内客户需求开展金融创新，新的金融产品给金融体系的监管带来新的风险。最后，外资银行的增加，经营领域的扩大，国际市场供求变化和价格波动以及国际金融风波都直接影响到货币、资本市场的均衡，从而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协调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和管理机制还很不完善，抵抗外来金融风险的能力还很弱。在这种情况下，在金融领域大跃进式地招商引资，容易造成中国经济控制权的丧失，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倘若我国的金融业主权一旦掌控在外资之手，外资会利用金融资本渗透、控制国内产业资本，相互融合，形成垄断一切的金融资本。届时，国内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国际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而且外资机构还会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嫁到其控股的中国企业之中，从而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逼使我国成为其附庸。[⑧]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⑨]此话言简意赅，因为金融控制一个社会的货币供给和流向，通过配置货币引导各种生产要素，可以重塑整个社会的经济格局。在国际分工已十分发达的现代世界，许多需求都可以通过交换或贸易得以满足，但惟有金融和国防是花钱也买不来的。正因为金融的重要，外国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对他国金融资本进入设置重要障碍。比如中国建设银行在纽约和伦敦已设了十多年的代表处了，至今还不能升格为分行。

《货币战争》[⑩]一书的作者宋鸿兵先生认为：金融对外资开放，做个不恰当比喻，其风险甚至可能大于让美国的所有航母编队开到中国临近海域。因为军事攻击最多摧毁建筑设施消灭人体，以中国的疆域之广，常规战争几乎不可能造成中国经济的彻底损伤。而一旦我国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遭到外资金融战争的严重打击，会迅即造成国内局势动荡，由“外患”引发全面“内乱”。过去300年的世界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国际银行家通过建立私有的中央银行来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并逐渐控制了民选政府、司法体系、新闻媒体、教育文化、武装力量的历史。国际银行家已经踹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将重演历史上的种种伎俩。中国人民即将看到的不再是船坚炮利与明火执仗的西方列强，而是西装革履和温文尔雅银行家们。这次他们带来的不再是“割地赔款”和“开放通商口岸”的条约书，他们的公文包塞满的将是，“金融开放”和“世界政府与世界单一货币”的彩票。金融开放，事关中国未来的百年国运和亿万人民的财富安全，它决不同于到目前为止中国所有已开放的领域。

四、 我国银行业所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面对外资进入潮流，我们必须积极参与进去，抓紧采取种种防范措施，维护金融安全。

1、谨慎开放金融市场

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限制，往往是国内金融体系抵御国际资本攻击的最后一道防线。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这些国家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取消了对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管制。而我国之所以能安然渡过危机，保持人民币不贬值，除了有良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还在于当时我们对资本项目没有放开。“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者麦金农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步骤作了研究。他认为：第一步是平衡中央政府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第二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放松利率管制，直到金融条件得到稳定；第三步是汇率的自由化，而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应大大早于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最后的步骤才是允许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所以，我们只有在国内银行自由经营、利率由市场决定，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的条件下，有限制地开放金融市场才是有利的。否则，会导致彻底丧失我国的国家经济主权。[11]

2、深入了解客户需求，重点发展中间业务

我国银行要坚持“一切为了客户、为了客户的一切”的原则，调整自身的经营管理理念、工作程序和业务流程，建立一套高效、优质、规范、安全和操作性强的、为客户服务的机制和内控体系。外资银行的主要客户对象为三资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上海、深圳外资银行的发展已经清楚地表明：优质大客户将是中、外资银行争夺的焦点。外资银行由于短期内在机构网点、资产规模及相关资源（如网络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无法与国内银行相抗衡，因此外资银行必然会考虑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对优质大客户的争夺，国内银行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

中间业务的开展必须要在战略上重视，摒弃传统的以存贷业务立足的陈旧观念，要对存货与中间业务给予同样的重视。同时要全面深入地进行市场调查，了解客户的需求，并从本国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开展。中国银行业目前已经开发了260 多种中间业务产品，但是品种单一，仅限于结算、代理收费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基本上没有开展技术含量高的投行、资信调查、资产评估等业务。今后应重点开展信息咨询业务、个人理财、租赁等目前易开展的业务，并要重视市场营梢，加大公关和宣传力度。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及自身经验的丰富，再结合自身众多的经营网点以及丰富的客户资源，开展衍生工具的交易。

3、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当前，应当按照十七大精神，应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二是保证国有银行的控制力，使得国有银行在银行业中起主导作用。[12]

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谈到：“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把权力下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现在机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增加了许多公司，实际是官办机构。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下边搞不活。”[13]他还深刻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事情要由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14]

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企改革，就背离了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指导思想。国企改制过程中贪污腐败严重，变成了少数权贵资本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与此同时大批国有职工下岗。而经历如此震荡之后，企业经营机制并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国有银行的改革要吸取前一阶段国企改制的经验教训，必须首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才能实现政企分开，才能保证改革整个过程能够协调多方面的利益关系，公平有序地进行。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在国有银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转换经营机制，焕发活力。否则，即使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实际执行过程中也难免被扭曲。

4、 加快银行业对内开放步伐

在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十分迅速的同时，对内开放却十分迟缓，至今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目前出现的四大银行之外的银行，虽有民营股份，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或者是国有控股，或者行长的任命还是官方行为。直到2004年才出现了具有较多民营色彩的浙商银行，但就其经营机制来看，却远非纯粹意义上的“民营银行”。2005年央行主导在山西平遥开始小额信贷机构的试点，但这些机构却因难以获得金融机构“正式身份”而举步维艰。

因此，在我国金融改革中，要正确处理好国有商业银行与民营银行的合作关系。[15]一是要正确认识国有商业银行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国有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社会稳定､人民富裕的基本条件和关键枢纽，更是国家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保证。二是国有商业银行要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行效率的内控机制，优化配置金融资源，提高金融资产质量，建立中国特色的､与国际惯例接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三是要坚持建立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依托､其余金融机构为补充的金融体系。在金融改革中，我们主张不能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性质，但对其他金融机构允许民营化经营，做到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形成理性竞争环境。

有人担心，让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会出现民营老板卷款而逃，或者大量给自己的企业办贷款的金融风险，但这些问题并非民营银行的特有弊端，国有银行此种违规现象也存在类似问题。这些都需要通过规范金融运行和健全监管体系来解决。

应该说，银行业的对内开放，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目前需要的是转变观念、尽快推动的决心。而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使得国内发展民营银行的问题变得更加刻不容缓，启动越晚，民营银行就会在制度约束之外，面临更多的市场环境约束，从而更难获得改革成效。

5、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秩序

首先要完善立法，有法可依。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领域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仍然有一些重要金融领域尚未纳入法律规范。目前迫切需要出台《信托法》、《期货法》和《外汇法》等急需的专门法律，以便规范各种金融业务的运作，并与《中国人民银行法》一起构筑金融监管的法规体系主干。其次，要强化金融执法。从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出发，要赋予央行及证监会与其职责真正相称的权力。培养和引进一批熟悉国际金融业务、通晓国际惯例，会外语、懂审计的高级金融监管人才。金融监管当局也要强化金融执法力度，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秩序。最后，要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比如建立一套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以便及时防范；建立存贷款保险制度，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设立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在危机发生时及时处理问题；完善援助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援助等等。

6、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金融的实质就是一种信用关系，是连接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媒介，其中包含着两个环节的信任：一是金融专家（银行）对企业家能力和信誉的信任；二是存户对银行专业知识及职业道德的信任。前者判断失当会造成坏帐或亏损，后者判断失当可以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在现代社会，应当由第三方的监督来建立和维持这两种信任关系。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来实现的，中国由于缺乏这样的信用体系，这种第三方的监督主要是依靠政府来实现的，这里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就是道德风险的危机模型，它揭示了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政府对银行的显性或隐性担保，使得银行背离审慎性原则，为追逐高额利润而将贷款投向高风险项目，并超出一定限度。结果，要么银行成功，获得巨额收益；要么银行失败甚至破产，从而形成巨大的社会成本，但这种成本只能由政府（实际上是纳税人）来负担。克鲁格曼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道德风险。所以，要避免这样的风险，就必须要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五、我国金融过度开放的警示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喜人的，比如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国民经济实力大为充实，人民社会政治生活的自由度增大，整个社会的民主法制观念有所增强等。但是，有些变化是令人痛心的，比如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贪污腐败屡禁不止，等等。当然，改革开放，不可能没有负面影响，但是出现如此之多的严重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开放是大势所趋，综观中国历史，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所导致的落后是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更何况，只要我们现实地承认西方文明是比中国传统文明更为先进的一种文明时，我们就更没有必要阻挡这种趋势。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以文明的“挑战—应战”模式来解释历史，那么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应对措施？显然我们不能抗拒西方的影响，相反我们要积极地向西方学习，问题在于怎样学习。我们总是幻想以开放促改革，以市场换技术，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就像有人所说的，日本人学什么像什么，中国人学什么不像什么，只好说中国特色。看看今天，日本早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外资，反过来有可能被外国垄断资本利用。《瞭望》新闻周刊第16期刊登张洪清的文章说，据报道，2007年夏季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影响，但近日德国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可谓惊喜不断：德国的生产、消费、工业订单、就业率等指标逆势上扬，消费者信心指数再次意外上升。这与美国频见经济降温迹象形成鲜明对比。次贷危机缘何没有对德国经济产生大的影响？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德国的企业很少依赖外部资金”。近年来，我国房价暴涨，尽管有多种原因，但外资的“大举入侵”，更给房价的暴涨火上浇油。据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月份实际利用外资猛增38%，而其中有一大部分作为热钱流入到了房地产领域。进入2008年以来，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价出现回调，外资进入抄底的情况明显。我们要“利用外资”，可千万不能“被外资利用”，谨防外资挤垮我们的经济，危及国家经济安全。[16]

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出现了外资对我国进行金融侵略的种种迹象。现在，已经到了警惕金融侵略，捍卫国家经济主权的时候了。一是要警惕重蹈前苏联的覆辙。上世纪80年代，作为金融战争专家的万塔直接受命于里根总统，从事旨在颠覆苏联卢布的秘密金融战。结果导致苏联人民用70年积累的巨额财富27.5万亿美元，被悄悄地转移到美国。正是金融战争搞垮了苏联经济。二是要警惕中国的“美国鹦鹉”。21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是从军事打击为主，转向以培养对方国家的学术政治精英为主，以此作为内部的策应者。中国已出现了“美国鹦鹉”的叫声。三是要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制止银监会的错误决策。它正在为外资入侵我国银行开路。四是要警惕一些金融巨头和国际炒家可能借机转嫁危机，大发横财。其通常做法是以各种方式向某个国家或地区输入大量资金，人为制造或做大经济泡沫。在泡沫行将破裂的关键时刻迅速撤资，获取丰厚的回报。等到该国或地区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再回过头来大举廉价收购那里的资产，再一次获得巨额财富。

金融如同一国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其对外开放必须慎而又慎，要在监管能力相当强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果国内市场还是畸形的，那金融对外开放只能是乱上添乱。我国银行业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对内开放和改革，更重要的是行政体制改革。如果听凭丧失主权的金融过度开放继续发展下去，不久的将来，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依附性的殖民地经济。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和坚决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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