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探索》

　　引言：“两个务必”与执政意识

　　当我们党在全国执政55年后，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一个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党的“执政能力”概念，要求要“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执政意识，是执政党及其每一个党员，为维护党的执政地位，而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历史挑战、历史责任、历史要求等等的自我意识，是执政党最根本的政治意识，非常重要。但也必须明确，其实早在55年前，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就为我们党提出了最重要的执政意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说“两个务必”是我们党的执政意识，无须多论。因为“两个务必”本来就是毛泽东在我们党“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的前夕，在我们党马上就要从革命的“夺权党”向革命的“执政党”转变的前夕，郑重地向全党提出来的基本要求。“两个务必”将即将胜利的我们党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历史挑战、历史责任、历史要求等等，都透彻地讲得一清二楚，故其“执政意识”的定位，毋庸置疑。

　　说“两个务必”是我们党“最重要”的执政意识，则须多加论证。这正是本文的任务。

　　一、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作风的要求从党的宗旨和党与人民关系的高度概括了党的执政意识

　　从第一个“务必”来看，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的要求，既揭示了每一个人做人的规律——“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更揭示了每一个政党执政的规律——是则“赶考”合格，继续执政;否则人亡政息，回归“盛衰周期”。从前者看，它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做人意识”，在外延上是周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中国与外国的每一位男女老少，不论何阶级中人，都可能做到;从后者看，它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执政意识”，在外延上是不周延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才必须做到，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才可能真正做到。

　　对第一个“务必”，毛泽东当然是着重从特殊意义，即从执政意识的含义上来强调的。以同样在陕西崛起的李自成起义军为镜鉴，如何经受胜利与执政的考验，是毛泽东在我们党胜局已定时深长思之的大问题。他对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总结的李自成失败的三大教训——骄傲自满、丢掉优良作风、屠戮功臣——深以为然，要求将该文作为整风学习文件，并在1944年11月21日致郭的信中说：“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1945年党的七大的开幕词中，他郑重告诫全党：“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到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更加着重地讲了“两个务必”。之后，毛泽东率书记处从西柏坡进北平时又讲：“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白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建国以后，毛泽东在1953年的全国第二次财经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谦虚谨慎的问题。他说：“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日不作寿，二日不送礼，三日少敬酒，四日少拍掌，五日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在1956年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指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以上所举证明：毛泽东确实是从执政意识的高度，强调“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这一个“务必”的。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更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才必须做到这一个“务必”，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才可能真正做到这一个“务必”呢?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做了科学的回答：这是由共产党的本质特征、由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决定的。

　　本质特征，即一事物与他事物相区别的主要标志。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在这里，毛泽东讲清楚了一个道理：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是由其宗旨决定的;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是由其宗旨决定的。

　　关于党的宗旨，毛泽东在其名著《为人民服务》中还讲过：“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建国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了在执政条件下坚持党的宗旨问题，如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又如在济南干部会议上进一步要求“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等等。八大之前，毛泽东领导修改党章，要求强调党的宗旨;邓小平在他作的关于党章修改的报告中反复阐发了党的宗旨，并在大会之后强调说：“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关于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还讲过：“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他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更明确地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说，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是儿女与爹妈的关系、是勤务员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尽管这儿女比爹妈的觉悟高、知识多，他们也要教育提高爹妈，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象孝敬爹妈那样来服务人民。

　　反观资产阶级政党，从现象上看，其政客也对群众点头哈腰，到处“拜票”，但由于它们都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宗旨的，所以，从本质上看，它们及其政客与人民群众是利用者与被利用者的关系。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剥削阶级的生活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同爱牛差不多，为的是用牛耕田，从牛身上挤奶。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毛泽东还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上述本质性的关系和根本性的区别反映在执政意识上(执政意识本质上就是执政者关于自己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意识)，就会出现前面所说的结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才必须做到、才可能真正做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这一个“务必”。这是由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儿女与爹妈般、勤务员与服务对象般的关系决定的，而只有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才具备这种关系。上述本质性的关系和根本性的区别，也是本文的核心论点——“两个务必”是我们党最重要的执政意识——的核心论据。因为，对执政意识而言，还有什么能够起比这本质性的关系和根本性的区别更大的决定作用呢?

　　更深一层讲，执政与不执政，共产党人都必须象孝敬爹妈那样，“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地为人民服务。而执政以后，这个问题的意义更加重大了。因为，共产党执政了、掌权了，共产党人就必须利用执掌的政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回答如何跳出“兴亡周期率”的疑问时就指出：“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和我们共产党人理解的“民主”，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执政党、人民、国家权力三者关系本质的把握与揭示。毛泽东在答美国记者“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之间时回答：“人民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而要“代表得好”的前提之一，也正是要对人民“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毛泽东讲：“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他还讲：“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这就是说，有错必改才能代表人民执好政，而有错必改的前提，是接受批评、承认错误。如果没有“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能接受批评吗?能承认错误吗?能执好政吗?正是从这个高度，毛泽东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全党同志“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终其一生，毛泽东自己，对人民群众始终都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他的傲骨，始终是对着那些脱离群众的“尊贵者”的，因为他们“最愚蠢”。他的虚心，则始终是对着被“尊贵者”视为“卑贱者”的人民群众的，因为他认为他们“最聪明”。因此，“应当相信群众”，被他确定为“两条根本的原理”之一。这不是毛泽东对第一个“务必”的绝好诠释吗?

　　反观今天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淡忘了“两个务必”，骄傲自满，看不起群众，颠倒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把自己摆在“父母官”的位置上，习惯于对群众发号施令，甚至于颐指气使。更危险的是，不少干部还将这些视为“有魄力”、“有威信”的表现。抱有这样错误执政意识的干部，即使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不为个人谋私，也容易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其结果会和以权谋私一样，使党脱离人民群众，丧失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官僚主义的执政意识，是与“两个务必”的执政意识根本对立的。我们必须弘扬“两个务必”的执政意识，用它去战胜官僚主义的执政意识。

　　二、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要求从党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高度概括了党的执政意识

　　从第二个“务必”来看，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要求，也既揭示了每一个人做人的规律——“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更揭示了每一个政党执政的规律——是则“赶考”合格，再创辉煌;否则人亡政息，回归“盛衰周期”。从前者看，它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做人意识”，从后者看，它也更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执政意识”——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才必须做到，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才可能真正做到。

　　对第二个“务必”，毛泽东当然也是着重从执政意识的含义上来强调的。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平时还讲：“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把共产党执政的使命、目的与任务讲清楚了，也把我们党必须要艰苦奋斗的“之所以然”讲清楚了——并不是我们喜欢艰苦、留恋艰苦，相反，是要通过艰苦奋斗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通过艰苦奋斗振兴中华民族，通过艰苦奋斗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通过艰苦奋斗来实践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

　　这样崇高的奋斗目标，也就是我们党执政的目的。所以，艰苦奋斗的作风，也就是我们党的执政意识。正是为了实现我们党执政的目的，毛泽东始终一贯地强调了艰苦奋斗的问题。

　　他在抗战期间就讲：“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后来，他把我们党的艰苦奋斗比喻为“愚公移山”。再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把“艰苦奋斗”与共产党人的“工作”等同起来，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在全国执政以后，毛泽东无数次地重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尤其是强调艰苦奋斗精神，强调“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实现我们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毛泽东为什么特别要强调艰苦奋斗精神呢?这可以联系他的“赶超”战略思想来理解。毛泽东认为，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以、可能而且必须要用50年到100多年时间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赶上和超过用300多年时间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强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共识。因为，在党的领导下昂首挺胸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有着以数千年文明为根基的巨大自豪感的中华民族，是绝不甘心处于世界发展后列的;更何况，新中国处于西方的全面封锁之中，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必须靠更快的经济发展来实现。于是，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努力赶超发达国家水平，极大地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必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赶超”思想在中国的产生是必然的。毛泽东将这些历史的必然性上升为系统的思想理论：首先，落后就要挨打。“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其次，落后就要招致中国社会主义失败——“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对此说不应机械地理解为发展水平超过，而应辩证地理解为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超过——引者注)，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再次，只有“赶超”，才能振兴中华民族。赶超发达国家，“这是一种责任”;“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阔步迈向世界前列的强烈愿望，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尽管出现过“大跃进”那样巨大的失误，但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并没有放弃“赶超”战略，而是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两阶段”观点，尤其是提出了用一百年时间去“赶超”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及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战略设想。从而，进一步丰富、完善了“赶超”战略。邓小平提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和“三步走”战略，不是对“赶超”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吗?

　　此外，为了在受孤立的国际环境中赶超发展，毛泽东一直强调，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自力更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立足点。邓小平曾向请教我国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外宾讲：这是“中国的第一条经验”。而只有艰苦奋斗，才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实现赶超。

　　正是为了在“赶超”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毛泽东才强调：“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除了反复强调艰苦奋斗的精神外，毛泽东还树立了诸如大庆、大寨、好八连、王进喜、陈永贵、雷锋等一大批艰苦奋斗的典型，激励我们党和人民艰苦奋斗。当然，毛泽东自己更是艰苦奋斗的典型。所以，他带领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不但赢得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而且使党在事业遭受挫折的时候仍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更重要的是，艰苦奋斗作风形成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使我们党具备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中砥柱中流、振兴社会主义，使我们人民具备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追赶超越、振兴中华民族的极宝贵主观条件——党和民族的精、气、神。

　　那么，是不是我们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中国人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就可以不艰苦奋斗了呢?毛泽东的“两个务必”思想早就给出了回答：不!决不是!“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因为，艰苦奋斗既是我们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振兴、人民富裕幸福的重要途径，还是我们保持共产党的本质和宗旨，经受执政带来的权力考验的重要途径。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后强调：“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为什么强调“政治本色”问题?因为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党在执政后能否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巩固执政地位，取决于能否有效打退“糖衣炮弹”的进攻。继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此问题后，鉴于执政后不久就有“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的严峻事实，毛泽东严肃地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他要求对“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此后，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全党“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为此目的，毛泽东甚至动用了“文化大革命”这样极端的手段——他在1967年2月接见外宾时说：过去我们只抓了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文化界的斗争，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文革”虽然是错误的、失败的，但毛泽东希望我们党保持艰苦奋斗本色的初衷，却是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另辟蹊径去实现的。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对全党同志的一个重要要求——“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甚至把我们党和第二个“务必”等同起来了——“共产党就是要奋斗。”这是在最高层次上揭示了我们党与第二个“务必”的关系——是共产党人，就必然、必须是艰苦奋斗者;不艰苦奋斗者，必不是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两个务必”是我们党最重要的执政意识。

　　反观今天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淡忘了“两个务必”，不是把手中的权力看成是人民赋予的，而是看成自己千辛万苦“挣来”的，甚至是付出很大成本“换来”的，这就免不了要执政为己、以权谋私。他们把领导的地位，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平台转变成脱离群众的楼阁;把创造的政绩，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实效转变成由公仆变主人的砝码;把手中的权力，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转变成谋取私利的杠杆。他们有的甚至从“糖衣炮弹”的俘虏转为从党的内部向党发动“糖衣炮弹”袭击的主力，不但以花天酒地、纵情声色等腐败堕落行为严重地败坏党的形象，严重地损害着党群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已经使我们看到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句名言的潜在危险性。因此，以权谋私的执政意识，更是与“两个务必”的执政意识根本对立的。我们必须弘扬“两个务必”的执政意识，用它去战胜以权谋私的执政意识。

　　总而言之，“两个务必”既从党的宗旨高度，从党与人民关系的高度，又从党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高度，从保持党的政治本色的高度，深刻概括了党的执政意识，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所以，确实是我们党最重要的执政意识。胡锦涛当选总书记的第20天，就带领书记处全体成员到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必须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又一次从最重要的执政意识高度强调了“两个务必”。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从执政意识的高度，永远铭记、永远做到“两个务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