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喜：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所蕴涵的理论思维和价值取向

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涉及他的战略思维形成的根据，战略思维的主要内容，以及战略思维形成的基础，从而彰显出理论思维和价值取向。一是习近平战略思维的形成有三大根据，那就是问题意识中的现实根据，历史意识中的历史根据，以及主体意识中的价值根据。现实起点就是实事求是的问题意识，它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的。他对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基本判断是：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中国梦的实现，这是我们不至于“妄自菲薄”的事实根据；然而，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决不能“妄自尊大”的事实根据。直面现实，习近平认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大危险，存在着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与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之间的差距。历史逻辑就是唯物史观的历史意识。习近平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中来考察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这表明，一方面，社会主义理想代表了人类对文明的追求，而科学社会主义从刚问世时被视为“幽灵”而发展到国际性运动以及制度的现实，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苏联模式已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和中国的国情。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中国经过艰苦探索，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价值取向就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这一价值取向，体现在习近平所阐述的党的奋斗目标中。他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取向，体现在习近平对中国梦的阐述中。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也是党总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鲜经验。二是习近平战略思维的主要体现在：首先是内政方面：治国理政的全局意识 。其次是国际战略：宏观视野的世界意识。三是理论自觉：研读经典的学习意识。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上，体现在他对群众实践的体验上，更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把握上。他强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原原本本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3期）

宋月红：四项基本原则从提出到写入宪法

我们党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政治前提。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序言，并作为指导思想贯彻于全部内容和条文之中，集中反映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四项基本原则是内在统一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党的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科学揭示，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根本思想基础和政治保证。从1982年宪法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表述看，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的深刻揭示，论证并彰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必然性；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在实践上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思想政治上统一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基础与前提，同时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四项基本原则从提出到写入宪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奠定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思想政治基础。

（来源：《光明日报》 2015年4月25日）

孔丹：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和实践的一个选择

谈到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设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离不开关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我的立场是，这是历史和实践的一个选择，是一个特定的制度安排，而不是经过某些人在设计室里设计出来以后，让人们去照样做出来。西方也是跟着自己实践走到某个地方，再提出那些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之类的理论。有些人试图以西方理论体系，甚至是以美国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实践，解释我们的过去，然后提出其中的问题，再试图以西方的理论或模式来解决问题。这里有两个虚无主义，一个是历史虚无主义，一个是民族虚无主义。比如有人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解放，被救亡运动阻断，他认为历史不应把那种好的发展过程阻断，否则就是一个历史的反动。再如，有人认为邓小平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又被我们政府的“发展主义”给阻断，那又是历史的反动了。所以要找到正确的未来发展目标，就得走另外一条路。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甚至对富国强兵这样一个提法有人也要批判，这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吗？所以，站在这样的立足看问题，实在是西方价值观原教旨主义、西方政治观原教旨主义、西方经济观原教旨主义。难道西方的理论和实践里面没有可以借鉴之处吗？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但不能照抄照搬，不能把共产党放在所谓的全民一人一票的选举框架里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种所谓的合法性，目前在中国社会里被相当一大批公知作为流行思维广为宣传。我最欣赏十八大的一句话：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说，要沿着已经走过来的正确的路坚持走下去，也要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改革。不要走回头路，不要走歪路，其实这是个非常高的要求。

（来源：《经济导刊》2015年第4期）

西方学者呼吁世界正视中国二战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迹和无数话题。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一些具有远见的西方学者也将目光投向中国战场和中国抗日战争对于二战的历史意义。抗日战争对于二战胜利的贡献，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不容忽视。哈佛大学历史系前主任入江昭表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遭受了不可思议的痛苦。”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拉纳·米特认为，如果中国在1938年屈服，那么此后的几十年里，亚洲格局可能完全不同。中国在二战中的角色不仅对于中国而言至关重要，对世界同样有重要意义。关于中国对二战胜利的巨大贡献，比弗说道：“尽管当时的中国在战争初期缺乏工业和军事实力，但却能够动员起来将战争拖入持久战，并最终阻止了日本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过去，西方学术界主要以自身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抗日战争，形成了一种以西方或者美国为中心的分析范式和学术观点。这种观点更多地聚焦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在军事、外交上的无能以及政治上的腐败，而忽视了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家马克·赛尔登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科学系教授爱德华·弗里德曼等学者都在各自著作和论文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积极倡导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方德万、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戴安娜·拉里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麦金农等学者都主张抗日战争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们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使中国挣脱了大部分束缚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废除了帝国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且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中国通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使自身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0日）

[美]福山：没有放之世界皆正确的政治制度

现代政治秩序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这三部分之间需要某种平衡。从各个国家的实践来看，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之间又是相互独立的。这三个要素应该彼此平衡，但并不彼此支持，而是处于冲突状态，比如很多国家有强势的法治和强势的民主问责，太多的制衡，以致国家衰弱。因此，将它们放在一起考虑时便会变得尤为复杂。如果从历史角度来探讨中国政府的起源，我认为，中国是第一个发展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国家的地方。大约两三千年前出现的中国现代国家，西方学者未必足够意识到了这个成就，如韦伯便说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原因在于西方的学者缺乏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而且西方所看的中国历史都是19世纪晚清社会，当时中国的一些社会制度正在衰落。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历史经历。但如果你对比中国和马克斯·韦伯列出的现代社会具有的特征，你会发现，中国基本上都符合那些特征。因此，我认为，中国远比西方更早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现代国家制度。而另一个原因就是早期的这种政治的现代性，并没有伴随工业革命的出现，所以19世纪的那些社会学家认为政治的现代性和经济的现代性要连在一起，而中国当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就不认为中国有现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国家发展中，权力的平衡向国家倾斜。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今天，中国发生最重要的变化是逐渐普及的法治。美国是这样的，我们的平衡倾向于对政府权力根深蒂固的极度不信任。而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美国社会内部意见分化，许多意见相左但组织有序的利益集团利用宪法体系中的制衡使得政府施政受阻，比如通过预算或通过多数支持的法案十分困难。但这也说明，政治的发展永远是进行时，每种制度都需要演变，没有一种是放之世界都正确的制度，因为世界变化很快，国内国际形势都如此。政治体制也需要演变。

（来源：《环球时报》2015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