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系俄罗斯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文集《战争明天爆发!俄罗斯的武装力量和军事改革》中收录的一篇报告，作者为沙米利•苏尔塔诺夫，原文标题为SI VIS PACEM(要和平，先备战)。作者认为，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各种矛盾加剧的不确定时代，在各种危机激化的情况下，世界有可能发生新的大战。苏联实际上是在隐形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失败的，但西方为不让俄罗斯人民吸取历史教训而力图掩盖这一事实。即将来临的新的大战在一定意义上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逻辑延续，因此分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十分重要。作者分析了可能发生的新大战的本质和逻辑，指出，传统武装力量对于取得战略胜利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执政精英阶层的绝对团结、社会、经济的可控性、社会意识形态进而由其决定的社会凝聚力、外交联盟潜力等才是获胜的重要前提。文章编译如下：

　　在可预见的将来大战不可避免，这已经是陈词滥调。但……证明大战临近的奇怪数据和有根有据的吻合、应用方案和预测模型却越来越多。

　　而这只是表面的东西。

　　首先，文明危机正在激化。目前占优势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文明既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依据，也失去了其存在的资源依据。今天，可供选择的全新文明方案问题与上世纪30年代一样尖锐。

　　其次，全球范围内的战略不确定性正在增加。这意味着，大量的所谓领袖、精英、执政集团、科技和专家共同体根本不清楚明天将会如何，更不用说后天了。进而，面对从时代迷雾中显现出来的愈加复杂和不可预测的挑战，不清楚需要做什么，如何应对?

　　第三，围绕获取自然资源——从铀和油气产地到饮用水和可耕地——的竞争呈指数式加剧。而且这种竞争越来越具有激烈、暴力的性质。

　　第四，近些年来，全球军事开支迅速增加，军备竞争重新加速。而客气地说，由于全球经济形式目前仍很紧张，那么紧接着会出现类似于30年代的现象，即只有强化“大战”准备才能克服1929-1933年的灾难性危机。

　　第五，一系列动员方案、首先是美国和中国动员方案之间激烈的非公开全球竞争愈演愈烈。这些方案的效能决定于执政集团团结程度、社会凝聚力、国家对挑战、风险和威胁等做出适当反应的效能。

　　还有第六、第七等等。

　　准备打什么仗?

　　一个毫不新奇的见解是，将军们总是在准备打以前那样的战争。尽管，这种见解可能也不完全那么陈腐。

　　上世纪30年代，法国总参谋部总地来说是为1914-1915年的局面重现做准备。这种致命的战略误判使德国人绕过“马奇诺防线”，在极短的时间内打败法国并占领了巴黎。

　　……归根到底，每场全球战争的主要结果是世界体系根本改变和重组，在世界舞台上形成全新的力量平衡。由此角度看，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苏联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投降后的地缘政治现实中。是的，“冷战”进行了数十年，但后来，在80年代后半期，突然出人意料地变成对苏联的全面、剧烈的系统性侵略。

　　但我们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在二十年间灌输了完全不同的东西——由于内部原因，由于向往自由的人民大众的愤怒，苏联垮台了……

　　竟然会这样，中国没有垮台，而苏联垮台了……

　　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人隐瞒苏联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全面溃败的事实、一个大国全面无条件投降的事实?因为胜利者感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具有战略性)的是构建一幅这样的世界图景：任何战争都没有发生过，是极权主义前苏联的人民自己选择了自由和民主。但普通的系统理论认为，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强大的外力作用，复杂的大型组织机构不可能这么快崩溃。但要知道，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并未使用坦克、潜艇……

　　胜利者关心的是，避免随后在精英和民众中出现抵抗，这会让他们经过一个对祖国的意识形态和心理仇恨理论化的过程。为此，战略胜利者对俄罗斯社会的全体人群和阶层的形成施加了决定性影响，目标明确地说服千百万原苏联公民相信，任何外来侵略都没有存在过，不仅如此，西方大国总是希望伟大的苏联人民幸福如意，生活福足。

　　最后，掩盖苏联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完全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即不让早晚从沉睡中觉醒的后苏联爱国的政治、军队和知识精英有分析苏联上层组织投降的原因的动机，进而便不会吸取相应的教训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

　　三、四……

　　为什么分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如此重要?因为即将来临的新的大战在一定意义上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逻辑延续。

　　与此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其内部系统原因而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这一观点在上世纪20年代是如此流行，以至于一系列欧洲知识分子(例如，斯宾格勒和考茨基)甚至准确地预测了新的“大战”的开始时间——1939年。

　　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同于1939-1945年的二战的全新对抗形式：系统性、精神性、全面性和反射性。因此数百个苏联师、数千枚核弹和数万辆坦克也未能挽救苏联。苏联精英和苏军将领们是为二战的重演(当然，有相应的技术创新)做准备，却遇到了全然不同的情况。

　　苏联的系统性危机是个现实，但是个预先设计、命中注定的现实。80年代后半期，苏联因敌人使用全新的系统性战争方式与方法、反射性技术和战略预测模型、战略规划和各级指挥中心被战略操纵而被击溃。

　　上世纪60年代五角大楼进行的所谓“麦克纳马拉革命”为这种方法的主要原则和前提奠定了基础。相应地，对苏联进行这种反射性系统战争的主要主体是美国军事-情报共同体。

　　如果想象一下即将来临的“大战”的主要面貌，那么，这首先不是彼此对抗的导弹、潜艇和军事航天系统，而是在广义上对战略对手的指挥中心进行反射性影响的复杂和系统的程序和技术。

　　应该再次指出，俄罗斯至今没有综合、全面、详细地分析80年代战略失败的原因，没有相应的详细文件，没有相应的计算机模拟模型。因而没有为将来而从苏联的战略失败中吸取必要的教训。相应地，重复80年代的许多注定的错误实际上不可避免。

　　但也许我犯了个恶意的错误。在克里姆林宫秘密情况室或安全委员会的绝密保险柜或总参谋部和联邦安全局的地下仓库中有这样的文件，而且相关工作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

　　那么我应该摘下帽子为我卑鄙的外行推测而道歉。

　　对抗螺旋

　　正在临近的大战的实质和逻辑在于特殊的对抗螺旋原则和规则。在这一螺旋中，战争与和平的不同状态之间、进攻与退却的各阶段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因此，例如，隐形的进攻已经在所有战线上展开，而对方甚至可能还没有猜到其已经注定灭亡。

　　“在华尔兹的音乐声中你可能连边境的枪炮声也听不到”，说得很形象，当然也令人印象深刻。

　　但，从另一方面，正因为未来的战争是系统性战争，企图冲动地、无秩序地跳过这一题螺旋的一些阶段可能会有落入战略失败的陷阱的危险。

　　因此，俄罗斯高级官员们可怕的声明不时让我陷入重度木僵和心理压抑，他们说，俄罗斯在一定情况下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上帝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甚至是为了政治宣传的目的)!要知道敌人恰好打算在对抗螺旋的一定阶段挑拨莫斯科走这一步!

　　在即将到来的未来战争中，对于主要敌手来说，“胜利”的目标在于，利用失败的对手(例如俄罗斯)的所有主要资源，建立能对符合第六种技术类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进行可控重组的全球机制。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胜利意味着更简单的东西——国家继续生存和保全自己文化历史密码的剩余部分。

　　无论如何，即将到来的战争是智力-武力(广义)对抗，在这场对抗中，复杂的反射性系统将为拥有控制全球的决定性潜力而竞争。

　　从这一角度看，在彼此都失去对抗螺旋的可控性的情况下，所有玩家从不同角度在原则上都不可接受的导弹-热核战争阶段在目标明确的对抗螺旋的最后展开阶段将完全有可能出现。因为对于所有参战方来说，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冲突将成为零和决战，那么对于每个玩家或玩家联盟来说，其在这场反射性系统战争中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在对抗螺旋展开初期取得战略优势。

　　对抗螺旋的证明模型之一包括37个阶段。同时，在每个阶段中都可展开专门的系统的反射性战略。

　　在内容方面，该模型围绕以下要素估算和模拟：

　　•直接或间接促进削弱经济的可控性，失去国家经济的系统性素质;

　　•目标明确地人为控制国内社会-经济形势的退化;

　　•目标明确地形成相应的外部危机因素，以激化内部社会-经济危机;

　　•逐步系统性刺激内部社会-经济危机;

　　•强化敌方体制强力机构之间的竞争与对抗;

　　•封锁敌人的外部、联盟潜力;

　　•破坏精英团结，分化执政阶层——定向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危机的最后阶段;

　　•系统性地涣散军官队伍人心，使军队、军官队伍和高级将领相对抗;

　　•妖魔化无法接受的政治领导人和精英集团，游说高级“权威代理人”;

　　•直接或间接控制大众恐慌情绪，使关键的国家机关人心全面涣散。

　　以上和反射性系统战争的一系列其他组成部分为在最后对抗阶段强烈破坏象政治意志这一国家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并使敌人逐步、分阶段、“静悄悄”地投降提供了可能。

　　实际上，传统武装力量(导弹、轰炸机、潜艇等)的规模和质量对于取得战略胜利不具有决定性意义。

　　精英的团结

　　高效地为大战做准备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执政阶层无条件、不惜任何代价的绝对团结。这一规律，无条件的政治命令在一系列国家的历史上多次得到验证。首先，只有被长期的共同意识形态凝聚在一起的精英才能够成为实施国家动员战略的切实有效的主体。其次，如果最高统治集团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团结，那么敌人在后续升级阶段将很难操控精英集团。

　　今年3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对以色列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他再次当选总统后首次出国访问。在2012年以前，美国总统与内塔尼亚胡的关系已经差得不能再差。以色列总理公开支持M•罗姆尼，全然不理解近来美国高层政治的曲折复杂。对于美国总统三天的访问而言任何急迫的外交原因也没有。然而，正是这次访问是奥巴马近五年来最重要的一次。

　　美国最高精英集团实际上自2000年起已经分裂。近五年来精英集团内部对抗的主要界线是在美国最高军事-情报集团与亲以院外活动集团之间。奥巴马实际上是军事-情报共同体的人，他再次当选总统实际上结束了这一对抗。彼得雷乌斯将军被迫离职和巴拉克•奥巴马出访以色列将能够加强美国最高政治集团在为大战做准备过程中的团结进程。

　　奥巴马的访问是对以色列精英集团发出的重要信息：“你们是美国执政阶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将象保护自己一样保护你们。但你们今天需要遵循共同协调一致的规则。而且这不是请求，而是命令。”相应地，内塔尼亚胡的任何任性对于华盛顿来说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因此内塔尼亚胡在奥巴马访以期间曾几次被教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开始加强精英的团结，但考虑到中国的特点。新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对8700万中共党员提出的关键要求之一是，“毫不留情地打击腐败”。而且这决不是宣传手段!现在的中国权力体制是这样的，与腐败做斗争至少将成为未来五年中国国家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无疑，数亿中国人将参与这一政策。无疑，这一政策将取得成果，而且习同志本人也已经无法使其中止。

　　遗憾的是，在我们俄罗斯正在发生某种相反的事情——高层分裂正在加剧。要知道，高层权力当局根本没有系统性的团结机制。因此，目前来自最高政治权力集团的至少七个派别正在激烈争夺权力。

　　特别是在今年(2013年)十月份前夕。

　　动员质量

　　国家动员战略的主要任务首先是战前和战时在不可抗力条件下保持社会-经济和经济的可控性。当然，最重要的是使威胁、风险和国家经济的脆弱性最小化。

　　俄罗斯经济的可控性自2012年下半年起明显减弱。甚至官方机构对通货膨胀速度的评估矛盾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一个质朴的道理是：如果你能控制通货膨胀，那么就能控制经济大势。可是在全国性腐败体系占优势的情况下如何控制通货膨胀?而如果未能成功地应对俄罗斯经济失衡，那么就应该模仿最高官员的镇静，如同光荣的经济发展马车夫——梅德韦杰夫、库德琳娜、西卢阿诺夫、贝洛乌索夫、德沃尔科维奇们——向公众所表现得那样。

　　对于制定和实施动员战略计划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谁是主要对手?在大战临近的情况下，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说主要对手是欧洲，而不是美国。似乎有什么区别……

　　但是，首先，在未来的反射性战争中，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将对抗另一个超级大国——中国。而在这里克里姆林宫打算利用激化的中美关系。华盛顿和北京现在已经开始积极讨好莫斯科绝非偶然。但问题在于，北京和华盛顿完全能利用俄罗斯临时相互达成协议。当年奥斯曼国被视为“欧洲病夫”，欧洲强国利用它解决了许多矛盾。今天西方许多有影响的人物认为俄罗斯是毫无希望的“病夫”，这并不是秘密。

　　其次，客观上联合起来但无论如何不能实现全球超强地位的欧洲把俄罗斯作为地区大国与之对峙。伦敦与巴黎之间的相应军事联合已经进行了多年。至于经济战线，主要的王牌在柏林手里。回忆一下柏林在塞浦路斯银行危机中的反俄立场就足够了。

　　第三，未来的反射性战争可能出现的情况取决于对潜在对手的系统性依赖的规模和水平。从自己预算的负荷率、相互贸易关系规模、俄罗斯执政阶层的代表人物在欧洲地区拥有不动产和帐户、与欧洲地区精英代表人物的“特殊关系”的角度看，俄罗斯对欧洲的依赖比对美国或中国的依赖大得多。同时，北约的欧洲成员国的军费总和现在已经超过中、印、俄军费总和。

　　动员思想

　　会有数千万乃至上亿人被卷入全球性战争。因而在这里意识形态、生存意义系统的作用在这里极为重要。人民应为了什么而竭尽全力奋斗?社会和民众将为了什么而蒙受痛苦?官兵应该为什么思想和目标而牺牲?

　　在目前条件下，实际上交战各国的全社会都将以某种形式参加大战。在知道敌人将利用所有更加发达的技术来分化社会、使社会对抗权力中心的情况下，如何将本国社会团结起来?

　　在发展动员思想方面最有创造性的是中国和伊朗。

　　近些年来，中国相当明显地形成了进攻性动员思想组织。

　　第一级规模最大，面向数亿人，而且不仅在中国——这是中国动员思想中被称作“中国梦”的那一部分。其实质是，中国文明可成为所有对西方文明失望的人效仿的模样。同时，中共的思想家不客气地说，西方已经历史性地耗尽了自己。

　　第二级，基于中国爱国主义历史传统中合理的中国民族主义。实质在于，中国应做好战争准备，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独特性。对每个中国人来说一个明白易懂的口号是：“别人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要，我们的土地也一寸也不让。”

　　第三级——“全国反腐斗争”。一方面，这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个知识阶层来说是合理的争取公正的斗争。另一方面，这是中国执政阶层团结的意识形态根据，也是确定内部敌人。

　　最后，第四级，是秘密将重点放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以及中国长期生存战略上。这对于中国精英来说是未来数十年的最高意识形态意义。

　　外交联盟

　　准备未来战争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建立可靠、有效的外交联盟潜力。这不仅是指与某些国家和政权结成牢固的伙伴关系，还包括与重要的地区运动、有影响的精英和反对派精英、重要的社会团体等建立和保持特殊的信任关系。

　　准备大战的国家的领导人需要团结自己在关键外交地区的盟友。

　　奥巴马在三月份访以期间还解决了什么极为重要的任务?他迫使内塔尼亚胡当着自己的面给埃尔多安打电话，并为以色列突击队袭击开往加沙的土耳其“马尔马拉”号轮船道歉。在过去的三年里，以色列总理一直高傲地拒绝这样做。但在即将到来的大战的情况下，内塔尼亚胡不得不在美国最高领导人面前挺直身子、大声说“是”。

　　结果，在近东对于美国极为重要的以土政治轴心得以恢复，随后开始加快恢复安卡拉和特拉维夫之间的军事关系。

　　3-4月份，在朝鲜半岛发生了一些奇怪而反常的事情。为了回应华盛顿在远东建设其反导防御系统的新组成部分，美国加强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举行美韩大规模军事演习，平壤接受了美国的挑战。军事升级开始加快，这使一些分析家认为在朝鲜半岛发生核战争的概率很高。

　　如果没有中国——其主要的全球和地区盟友——的支持的话，朝鲜新领导人永远不会冒此风险。那么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北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反射性棋局?如果考虑到正是北京在展开自己的长期动员战略，就可以找到答案。从中国最高领导层的角度看，谁应成为这场极为危险的演出的主要观众?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亲中国精英。北京发出的信息在于以下。尽管美国军力增强，但如不考虑中国的长期利益，不可能保证地区安全。（知远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