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袴 田茂树 先生是日本著名私立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教授、俄罗斯问题专家，素以俄国通闻名学界。他的这篇文章虽然发表于20多年前，但读来宛在目前。经常看一看苏联解体的镜子，有利于加深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党治国治军战略思想的理解，有利于增强历史主动精神，把中国的前途命运牢固地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牢固的苏共和苏联国家政权竟未遇到流血抵抗就顷刻土崩瓦解？这有几方面原因。

第一，官僚们的明哲保身主义。自30年代以来的苏联共产党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党，已成为与国家组织一体化的政治性行政组织，所以党员不是根据思想、信念入党，而是为了取得在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谋取优厚待遇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入党的。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意识形态的腐蚀，党员的心理已经近似日本公务员的心理。所以使党员捍卫党或燃起党员的使命感起而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极小。苏共官僚们最关心的既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维持和扩大自已的特权，保持既得利益。即使要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为了维护党政官僚的利益。既然主要关心的是扩大个人特权和明哲保身，就不会冒更大危险去犯上作乱。党政官僚们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反抗，充其量是对改革睁一眼闭一眼，遇事偷梁换柱，以不变应万变。

第二，大部分苏共党员是顺应主义者，多半不拘泥于意识形态，随机应变。当改革政策成为当局的正式路线时，所有党员都在顺应领导层的意识形态路线和政策的改变。如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外交家阿尔巴托夫和普利马科夫很快适应了时代潮流，马上成为戈尔巴乔夫外交的得力助手。各级官僚对改革政策的解释五花八门，各取所需地顺应新政策。

第三，事实上最热衷于资本主义化的正是党政官僚。在几年前改革派提出发展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有矛盾的私有制时，曾遭到主管国有财产的国家官僚和党的官僚的激烈反对。但他们不久从东欧的动向醒悟到市场化的潮流不可阻挡，善于见机行事的官僚们改而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市场化政策。1987年以来逐渐实行了国有财产私有化、国营企业私营化政策。在市场化政策实施过程中，与新企业家或黑社会结成一团热衷于民营化和私有化的，是颇谙其中诀窍的党政官僚们。他们利用固有的特权、有利的社会地位以及裙带关系，首先把国有财产攫为已有，办起有利可图的企业。

第四，苏共党员和军人中虽然对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戈尔巴乔夫路线不满，也有许多人还提出尖锐批评，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受广大人民拥护的领袖人物，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还不能抛开戈尔巴乔夫，否则将造成党的分裂、人民的背离、党的沉沦，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甩开戈尔巴乔夫来维持党和国家的能力缺乏信心。

　　此外，人民意识的变化与国家解体有密切关系。最大的变化是苏联爱国主义思想的消失，通过改革时代，人们优先考虑的不再是国家利益，而是个人、民族、地区、社会集团的利益。另一个变化是苏联人民对党、军队和克格勃不再怀有恐惧心理。以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克格勃首脑、内务部长联名发起的政变，并未得到军队和人民的无条件响应，因为他们错误地估计了人民意识的变化。

至于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改革家能够成为苏共领导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历史之谜。1987年1月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的演说曾使世界大吃一惊，因为向来苏共总书记的演说总是向国内外宣传苏联如何进步，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如何优越，等等。而他强调的是苏联如何不行，是落后了几十年的制度。他的语调酷似反体制派的口气，他提出的改革政策着实使国内外震惊。可是具有这种改革思想的人物怎么会当上总书记并能够实施改革政策呢？第一，戈尔巴乔夫属于批判斯大林时代的人。这一代人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和“解冻”的时代度过了青年时期，戈本人虽然不是反体制派，但他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与沃兹涅欣斯基、叶夫图申科等五、六十年代反斯大林体制的“愤怒的年青人”是同代人。又有乘轿车周游法国的经历，使他有机会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戈氏较之党的理论更重视实际效果。第三，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有能力无地位的技术官僚普遍蔓延着一种对有地位无能力的意识形态官僚的不满。这部分技术官僚成为金字塔式官僚机构内将戈氏推上顶峰的力量。

(江风摘译自日《This Is读卖》1992年第3期)